涉及大兴、朝阳、海淀近3万学生；朝阳教委称将全部予以安置，海淀和大兴教委暂未回应

　　本报讯两天后，是海淀东升乡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原定的开学日，而今，这处800多名孩子的校舍，只余下一地瓦砾。

　　8月10日，因租房合同到期，新希望小学办校用地被东升乡科技管理站收回，校舍全部拆除。

　　据了解，自6月中旬起，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

　　校方称申办许可证未获批

　　“已经办学十年，就这样说关就关了”，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实验学校校长杨女士面带愁容。

　　6月9日，团河实验小学560多名学生考完试走出校门时，均收到了一张告知书。告知书称，“经检查，团河实验小学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于2011年6月20日取缔该学校，请各位家长停止预交下学期学费。”

　　此后，大兴区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接到关停通知。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原因。

　　“从2006年开始，区里就没再给哪家打工子弟学校发过办学许可证。”杨女士称，学校自2002年开办后，她曾多次向各级教委申办办学许可证，但一直未获批。

　　杨女士称，目前，大兴不符合办学标准的学校至少有17所，此次关停后，一万余名外来务工者子女将面临失学。

　市教委表示不太了解情况

　　与大兴情况类似的还有朝阳和海淀的多所打工子弟学校。

　　“今年6月底，学校因为合同纠纷，被村委会停水停电。”海淀区红星小学谢校长称，8月9日上午，校方和房东接到海淀区法院的电话，“法官告知房屋与土地将被强制收回。村委会的人则当场将房屋拆毁。”

　　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公益律师田坤说，当前北京还有100多所不符合办学标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

　　昨日，就多所打工子弟校关停一事，市教委表示是各区县的事情，他们不太了解情况。

　　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称已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让一个被关闭学校的孩子失学。海淀区和大兴区教委则暂未给出回应。

　　■ 个案

　　打工子弟校：转正只能是一个梦

　　“想不通，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十多年，我一直觉得做的是好事，是善事，但总是被驱逐”，团河实验学校校长杨女士双眼通红。

　　杨女士介绍，学校2002年开办，起初只是租用了百多平方米的几间房。2003年，按镇教委的要求，杨女士租下这块近4000平方米的村集体土地，并自行修建18间平房作为校舍。

　　汶川地震过后，大兴的打工子弟学校按教委要求，加固了校舍，增加了设施。去年，大兴区育红学校更是新盖了两层楼的校舍，配备了摄像头、消防设备，还在每个教室里装上了空调，听说花了200万元，但刚用了一年，就被要求关停。

　　“原大兴区委书记也来我们学校视察过，说办得不错，可以申请办学许可证。”杨女士称，当时很高兴，但去教委申请了数次，都没有获得批准。2006年，北京多个区县停止向打工子弟学校发放办学许可证。

　　按《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规定，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环形跑道等。“说真的，这些条件，没有哪家打工子弟学校能达到，转正只能是一个梦。”杨女士说。

　■ 善后

　　朝阳

　　两种方式分流学生

　　据介绍，朝阳采取两种方式分流学生：如果分流孩子可以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如果没有借读证明，教委会将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学校。今年的收费标准为350元/学期，教材免费。

　　博雅小学作为东坝附近的一所政府委托办学学校，昨日临时成为该地区关停学校的学生家长咨询地，5所委托办学学校在此接受咨询。家长填写一份孩子的情况说明表，表明就读意向，将表格交给有关接收学校。此后，由学校通知家长接收情况。

　　朝阳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原则上将最大限度满足家长的就读意愿，如委托办学学校接收名额已满，将由教委出面协调其他学校。

　　不过，被关停的蓝天实验学校校长竹道静认为，仅东坝地区被关停的4所学校，学生总数就达到3900多人，委托学校的接收能力肯定不足以完全分流学生。

　　对此，朝阳区教委有关负责人承诺，区教委保证接收学校有充足的接收能力，绝不让一个被分流学生失学。

　　海淀

　　凭“五证”申请公立校

　　与朝阳区不同，海淀区红星小学、新希望小学关停后，其所在地东升乡政府工作人员告知家长，要求家长自行办理“五证”，随后可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

　　所谓“五证”是指，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五证’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是一道高门槛。”多名学校负责人直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家长，大多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不少靠拾荒为生，根本无法做到“五证”齐全。

　　截至昨日，红星小学1400余名学生中，只有70余人的家长办齐“五证”，申请进入公办学校。新希望小学800余名学生中，只有100余人申请。

　　“还有100多名学生家长，无奈地表示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剩下的600名孩子，还不知道学校已经被拆了。”新希望小学校长肖先生说。

　　■ 专家声音

　　控制人口不应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关停、拆除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北京不断关停这类学校，也并非教育部门的单方想法，而是利益需要所推动的结果。

　　储朝晖说，在如何处理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上，解决得较好的是上海，由政府出钱收购和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外来务工者子女无障碍入学等措施，都值得北京借鉴和学习。

　　他表示，对于此次关停的学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关停就要接收”的措施，安置好数万名学龄儿童，而不应提出“五证齐全方可申请进入公立学校”这一高门槛的接收政策。

　　不过，他说，当然，无条件接纳因关停而失学的孩子，并不意味着将北京的教育资源门户大开，而是将此次失学的孩子与此后新进北京的打工子弟区分开，对于后者，仍可实行如“五证”齐全方可申请入学等此类政策。

　　储朝晖表示，“五证”齐全的入学政策有一定合理性，但缺少人性化。而北京实行控制人口相关政策，不应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打在教育身上，要打也应打在劳动就业等部门身上，让来京务工政策更合理。(本报记者石明磊 王佳琳 杜丁)

评论： 偌大的京城就真得容不下打工子弟的一张安静书桌吗？

     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和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的几所打工子弟学校先后接到区教委的停办通知。眼下中小学即将开学，成千上万名农民工子弟再次被迫面临政策性失学。
    流动人口的子女，被称为“流动的花朵”，本应享有和北京市同龄人一样的不可侵犯的受教育权利。不过，深陷人口不断激增困境的北京，却难以容得下他们的一张书桌，这真让人非常遗憾且十分费解。
    平心而论，大批农民工的涌入给北京带来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客观上承担了包括郊区垃圾场废品分拣等在内的许多北京市民根本不愿意做的脏、臭、累工作，应该说为首都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力自然流动到首都，农民工的子女自然也就有权力随父母来京。只要他们通过合法的劳动能够顽强生存下来，应该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农民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学。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规定和公民权利的。
    作为公民的一部分，广大进京务工的农民工也有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天然权利，其中之一就是让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学校教育。流入地政府应该满足人民的受教育需要。但如果作为流入地的北京市解决不了这些孩子的受教育需要，那就应该允许“私立学校”来合理补充，也就是说，应该允许打工子弟学校的成长和发展，而不是一纸红章大印、白字黑字的简单关停。要知道，如果进京务工者的子女无处就学，那么他们过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权利显然就受到了严重侵犯。
    现在，海淀区和大兴区以含混的非法建筑、校舍安全和办学质量为由，强制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看似合理，但却让人难免怀疑这样的理由是否能够成立——— 建筑非法，责令换个地方即可；校舍不安全，限令整改即可；教学水平有问题，督促提高即可。为何却要偏偏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并非唯利是图的商人，只要有办法就不会让孩子在危险的校舍中读书。政府有确保辖区内打工子弟学校安全的责任，但如果只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制关停，似有“懒政”的嫌疑。
    毋庸置疑，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农民工，也根本不可能将农民工完全清除出去。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采取积极的政策规范和引导。然而，虽然北京市对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采取了分流和规范，但由于公办学校的名额十分有限，而入校就读的政策限制也很严格，所以很多农民工的子女其实根本无法到北京公办学校去念书。既然公办学校进不去，而这些适龄孩子又总得有地方接受教育，于是就使得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了充分存在的理由——— 经济学的原理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无需求，则无市场。
    分流也罢，规范也罢，取缔也罢，作为农民工流入地的北京，政府对辖区内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和指令的目的，都应该是满足民众的受教育需要，而不应是一劳永逸冠以非法办学的大帽子强行取缔，迫使这些流动的适龄儿童失学或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即便再次关停了，像生存力很强的“小强”一样，打工子弟学校依然会再次“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