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冷战以来最深刻、最活跃和最重大变化的时期，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这项理论任务的完成需要我国大力发展外交智库，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建设、战略研究、公共外交、政策建言这四个方面加强工作。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思想上的崛起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最重大的变化。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推动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和国际思潮发生重大调整。就国际格局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综合实力下降；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力蒸蒸日上。二十国集团正在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就国际关系而言，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关系的模式和理念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化。就国际思潮而言，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出现新特点，西方自由市场发展模式和所谓民主价值观难以一统天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给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所谓时势造英雄，世界范围内国际关系研究正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方纷纷提出新理念、新主张、新概念，加紧争夺国际话语权和道义高地。

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我们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近现代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的崛起意义更加重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已成为牵动国际形势演变、国际格局变革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已经被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离不开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世界各国不仅普遍关注中国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政策立场，而且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理念。我们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是我国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也是对外战略的重大宣示。这条道路能不能走通、走成功，除了中国自身的决心、信心、坚持和探索之外，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些都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加强理论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公共外交正成为中国外交方兴未艾的新领域

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分量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正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地球村”。内政和外交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两种趋势交织发展。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传统硬实力竞争依然激烈的同时，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度模式、政治主张、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文化传统影响力等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竞争也日渐升温。公共外交是加强软实力建设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各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提升。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都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加大人力和财力投入，制定相关战略，强化相关机制，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已成为国际潮流。

对我国而言，加强公共外交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重大的长期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硬实力层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领先局面。现在，我国外汇储备世界最多，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和运行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手中握着的“世界第一”头衔日趋增多，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国际上得到更多关注和认同。但总体上看，我国软实力建设仍相对滞后，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成见、偏见仍然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态矛盾复杂，心存疑虑戒心，甚至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评估我们。西方占主导的国际媒体也不时炒作“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这不仅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给对外交往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同时，我国国内媒体、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正在增大，在对我国外交工作形成有力支持与配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冷静、不够理性的声音和行动。

新形势下，我国日益重视开展公共外交，将其作为总体外交工作大力拓展的新领域，加大投入，致力于增信释疑、扩大共识，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这方面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我国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在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和出访时，主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向外界介绍中国国情和大政方针，取得很好效果。我国驻外使节和各级外交官积极“走出去”，通过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公开撰文、座谈对话等多种方式向驻在国各界宣传介绍我国发展成就和理念。外交外事部门的同志也加强了同国内媒体、学术界、民间组织以及普通民众的交流沟通。这些做法对塑造我国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共外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离不开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从国外经验看，企业、非政府组织、智库、学者等社会力量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政府部门难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效果显著。我们要重视公共外交这一新领域，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创新，为我国公共外交发展贡献力量。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外交智库

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了40多年，与国外许多官方或民间的学术机构、智库打过交道，深感他们在本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践中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比较成熟。比如美国在政府部门和智库之间形成了“旋转门”机制，可以让学者和官员实现身份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依托政府部委、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高校等机构，我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逐步建立了一批智库。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我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的智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参与度还相当有限，我们还缺乏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那样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智库。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要有雄心和信心，努力建设国际关系和外交研究领域的世界一流智库，积极参与外交工作，发挥更多更大建设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今后要注重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理论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加强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的系统性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既要不断发掘中国“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文化传统的潜力，也要汲取世界上合理、先进的理念，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为外界理解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与国内其他智库、研究力量加强合作，逐步形成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尤其需要加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充实其理论内涵，增强其说服力和影响力，争取更多国际理解和认同。

二是战略研究。要紧密结合我国外交实践，加强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既要重视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战略、外交战略等重大的战略性领域，也要加强对国际格局、体系、秩序变革、大国关系、气候变化等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研究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从国际形势的动态变化中看全局、抓趋势、找规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尤其要关注以下战略性问题：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势，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国际体系改革和加强全球治理的前景，我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等。

三是公共外交。作为外交领域的智库，不能关门搞研究，而应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互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外交智库开展公共外交，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国外公众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政策理念；另一方面向国内公众介绍世界和中国外交，增进他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外交政策举措的理解和支持。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优势，他们在电视、网络上的访谈，在报纸、刊物上的文章，观众、读者愿意看，也更容易接受。希望专家学者多同国外同行、媒体和政府部门进行交流沟通，多发出声音，积极传递信息。

四是政策建言。作为有政策影响力的咨询服务机构，智库不能坐而论道，必须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做到务实管用。要争取能够及时就政府和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提出有的放矢的看法和政策建议。比如，中国如何化解与周边地区有关国家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如何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要加强对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全球和地区安全国际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多提出“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