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快速城市化阶段涌现的人口膨胀、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基础设施滞后、环境恶化、地价飞涨、大量占用农田等问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学术领域相继提出了田园城市、卫星城镇、反磁力吸引体系等城市发展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办法。一般政府多采用以下策略解决或改善大都市发展太快、规模过大的弊端：（1）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2）通过规划手段，引导城市有序、合理地发展；（3）制定城市公共政策，维护公众整体利益，如公交优先政策等；（4）加强城市管理，包括土地管理，环境管理，市政管理，交通管理，社区管理等，建立安全高效的运行系统。

　　由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条件不同，他们采取的发展策略各具特点，经过分析总结，以下四种发达国家的政府政策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代表性，值得北京借鉴。

　　1、英国以大伦敦规划为核心的新城政策。

　　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伦敦的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1944年，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基础上，大伦敦规划确定了伦敦的空间模式为“中心城——绿化隔离带——卫星城”的结构，目标是通过鼓励人口的迁移、扩散来缓解内城拥塞的压力。（1）对于伦敦中心城，采用绿化隔离带阻止中心城市的蔓延；（2）按田园城市的构想，在绿带外面的乡村环（类似于我国城市的远郊区）规划建设卫星城镇，以疏解伦敦的人口和产业，控制大城市规模。英国建设了三代卫星城，共34个，伦敦外围8个。随着英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伦敦的发展战略转向可持续发展和中心城市复兴。

　　实践证明，绿带设计虽然有效地控制了伦敦中心城市建设用地继续向外蔓延，但并不能抑制城市整体的发展，伦敦新增加的人口和产业仍越过绿带，在外围乡村更大范围里蔓延开来。绿带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为城市周边保留了生态景观空间。

　　大伦敦规划后，田园城市和新城的理念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推广，大伦敦实施的新城政策是规划性分散化的思想，田园城市和第二代新城由于人口规模过小，集聚效益差，就业机会少，缺少城市气息，对母城人口的吸引力有限，是相对失败的。第三代新城远离伦敦，城市功能完善，规模较大，形成了区域发展的新的反磁力中心，效果较好。但可以看到，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建设新城虽然起到一定的疏解作用，但很难达到控制大城市发展的目标。

　　在后工业化阶段疏散中心城市功能时，尤其要注意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对城市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仅外迁工业企业。应引导多种产业到新城集聚，发展综合职能的新城。

　2、法国的区域平衡政策和巴黎的平行结构。

　　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巴黎城市高速发展时期，7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巴黎周围建设28座卧城，力图限制巴黎城市发展的政策成效不明显，外围地区无序蔓延加剧的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法国开始考虑从不同层次的区域引导经济和人口的分布，在全国范围制定平衡发展规划；确立“发展轴—多中心”的点轴式城市空间格局；实行地区增长中心综合化、多样化建设原则。

　　在全国范围内，以均衡配置生产力，控制巴黎城市规模为目标，从全国大区域均衡发展入手，划分8个大区。依照注重原有基础和区域条件，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集中投资，可操作性强的原则，选择和培育与巴黎相抗衡的8个平衡性大都市区，以疏导产业人口向新的区域中心集中。在巴黎大区范围内拓展发展空间，沿两条平行轴线建设5个规模较大的新城。在巴黎郊区和新城市化地区规划4个城市发展极核，构建多中心的巴黎城市密集区的空间格局。与伦敦不同，巴黎没有设置隔离绿带，但也保护了大量自然空间。

　　实践中法国的区域平衡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规划的区域中心城市图卢慈已成为欧洲的飞机制造中心，证明从全国范围发展新的区域中心城市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

　　所选择的两条平行发展轴线是巴黎与欧洲重要的经济联系方向，具有优越的发展条件，也使巴黎以后的城市发展具有向两端连续发展的良好的延伸性，空间广阔，灵活性强。新城的规模更大，更强调功能配置丰富而完整，集聚了众多的商务、服务业、研发和轻工业等产业活动，综合的功能和完善的服务设施增强了新城的辐射力，使其真正成为新的中心城市。城市发展极核的建设使巴黎改变了单中心的结构。但巴黎人口下降主要受城市化阶段性规律和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影响。

　　巴黎实行交通设施先行，以城市交通干线引导新城的开发及各项功能的合理布局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二十世纪70年代，法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发展的重点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高，强调中心城和新城的建设必须遵循综合化和多样化的原则，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努力增加绿色空间，大力建设社会住宅等。二十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宏观背景下，提出提高质量和追求区域协调的发展思路，以整合巴黎盆地乃至整个法国的力量参与国际竞争。

　3、国土规划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日本大都市发展策略。

　　为了控制东京等日本大都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日本制定了国土规划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的城市发展策略，通过国土规划，将大都市区工业和人口疏导到欠发达地区；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颁布了《工业再配置法》。将全国划分为工业迁移促进区、工业整备区域和工业诱导区三类地区，对每类地区采取不同的开发政策。1977年，日本在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中，将城市的发展与区域的发展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广域城市”和“定住圈”的规划设想，划分了全国性的4个特别广域城市（大都市）和地方广域城市。

　　在大城市周围建设新城，解决城市住房紧张等问题，由最早的职能单一的卧城和科学城，发展到后来的在都市圈层次上自立化的新城。东京城市中心区功能向外疏导，在郊区建立5个副中心。

　　从实践效果看，工业、人口过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状况已得到缓解；东京由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总的来说，日本的国土规划对我国具有很大影响，将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结合在一起解决小范围内城市过于集中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日本建设的第一代卫星城——卧城或科学城，职能过于单一，是个失败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重点关注城市的再改造，提出东京友好居住区规划的策略，通过交通、环境、居住区的建设，为城市各阶层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4、美国的精明增长和增长管理。

　　在城市化后期，美国私人汽车的泛滥和郊区化导致城市蔓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防止城市无序蔓延，提出了“精明增长”和增长管理，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绿色空间、强化公共交通，复兴中心城市、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划定城市增长边界，防止城市蔓延。最终目标是：城市发展要使每个人受益；要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公平；使新旧城区都有投资机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在美国， 精明增长有共同的目标，但却没有统一的政策，各州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城市发展策略。其中俄勒冈州的城市增长边界管理已取得初步成效。

　　精明增长是针对后工业化阶段城市蔓延的对策措施，其实质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思想，对统筹、协调城乡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因州制宜”的做法有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可见，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 面对大城市快速膨胀和用地蔓延，都经历了以下政策发展过程：

　　（1）早期是从大城市本身入手，通过绿化隔离带等措施，试图制止中心城继续扩大；在郊区规划建设卫星城，以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和产业。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的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处于向心集聚阶段，加上卫星城规模小，功能单一，与母城距离近，实施效果不好，城市没有得到控制，相反，在更大空间上蔓延。

　　（2）随后，各国吸取卫星城建设的经验，开始在更大空间上需求均衡布局和协调发展，无论是国土规划还是平衡性大都市区，都是从宏观上分散经济和人口，通过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反磁力中心，以达到控制中心大城市的目的。包括英国的第三代新城，也进入到区域发展的思想阶段。这些城市与区域结合的作法取得了一定的分散大城市的成效，同时对于宏观区域共同发展，缩小区域差异产生了积极作用。

　　（3）进入城市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由于城市化动力的改变，以及前期大城市产业更新的结果，第三产业成为中心城区的主要功能，而居住人口减少，郊区化和城市蔓延使得中心城的再开发成为首要任务，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所以，各国大城市纷纷将城市政策的重点转向以精明增长为代表的中心城复兴、改善居住环境和交通设施、重视人文关怀和市民参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通过英国新城密尔顿•凯恩斯的规划建设，可以看到它在选址、综合发展城市功能、田园城市的布局规划手法、平衡和多样性的发展目标、弹性规划、动态规划等方面的探索，密尔顿•凯恩斯是英国第三代新城成功的范例。

　　东京的发展提示我们，解决首都的城市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单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需要中央政府、首都政府以及邻近地区政府等的密切合作。要根据城市化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城市结构，首都过于复杂的功能必须疏解，应寻求宏观区域上的分散布局。后工业化时期，金融商务等第三产业功能的集中发展同样会强化城市中心的集聚，应注意综合疏解中心城的各项功能，培育多中心结构。要注重城市经济功能以外的多功能综合协调发展，防止出现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环境等其它方面的倾向。大城市应大力发展与轨道交通为主的公共交通体系，并注意防止交通建设和改造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加强对房地产发展的调控和管理，防止泡沫经济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