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人口无序集聚。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受城市承载力和城市功能的限制，城市对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都有一定的限制。合理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推动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正在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预计从2005年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从5.6亿增加到9.1亿。中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呈现出内地流向沿海、农村流向城市、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是人口集聚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向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聚集。人口的无序膨胀，一方面对城市承载力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就业带来很大压力。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我国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每年城镇就业人口供给将达2500万，但有1300万人难以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在内的三大群体的就业供求矛盾今后将更加突出。

　　二是能源资源紧张。能源紧缺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紧约束。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和4.5%。特别是近两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地区、城市和高耗能行业盲目发展、低水平扩张，能源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同时，城镇居民日益升级的消费方式，如城市建筑耗能、家用汽车普及、家用电器多样化等，也对能源消耗提出了更多要求。城镇发展在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同时，又存在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率低。能源资源紧张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三是生态环境恶化。中国城市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走的是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土地高扩张的发展之路，加剧了水土矛盾和环境恶化，使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目前，中国城市在生态环境方面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较高水平，远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二是主要流域和水系污染严重，城市河段污染突出，淡水湖泊呈富营养化，经济发达地区的不少城市已经面临严重的水质型缺水。有关数据显示，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三是城市空气质量处于较重的污染水平；四是城市固体废物排放量巨大，符合环保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低，二次污染严重。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在50%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10%达到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使一些城市陷于“垃圾围城”的境地；五是有毒有害的有机物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危险废物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各类污染已经由城市蔓延至小城镇和乡村。

　　四是交通拥堵严重。交通拥堵是典型的“大城市病”。这种城市病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潜伏期长，一般在20-30年；二是一旦爆发，就迅速转移并形成“城市管理综合症”。交通拥堵的病因源于城市功能紊乱。城市功能紊乱必然引发城市管理混乱，导致城市决策的随意性和随机性。这种随意性和随机性决策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必然导致城市规划的现实利益和短期行为。这种现实利益和短期行为的城市规划必然造成城市结构的不合理和城市功能紊乱。以北京为例，2009年末，北京全市实际常住人口1972万，流动人口超过千万，这意味着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的目标提前10年被突破；北京市每增加1个人，每日交通出行量增加2.64次，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将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六环路以内地区日行总量已达3500万人次。人口快速增长，交通超负荷运行、城市急速扩张，削弱了北京的生态功能，污染控制难度加大。这是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五是房价居高不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集中，城镇住房需求持续增加，高房价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一些大中城市高房价日益蔓延。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涨幅达25.1%。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线城市更为明显。央行公布调查显示，超过70%的居民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高房价将拉低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城市生活功能逐渐被弱化，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埋下潜在危机、抑制社会中间阶层扩大、加剧城市社会矛盾。房价过高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社会的普遍关切、百姓的高度关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满足保障住房需求，成为城市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任务。

　　六是安全形势严峻。“十一五”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中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各种影响城市和谐的不稳定、不安全、高风险因素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城市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多种安全威胁增多，城市完成多样化应急任务和城市治理任务繁重而艰巨。当前特别是有五种不稳定因素正在演变成为城市的潜在风险：一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出现了稳定化和代际化趋向，即：贫者愈贫，富者恒富，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被严重堵塞；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趋势，人们精神需求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社会公平正义出现“洼地效应”；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类刑事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四是官民冲突加剧，比如，各地频发的因为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事件；五是非传统危机和人为制造的危机正成为城市安全的主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