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侯外庐先生对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给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这部书的最大缺憾就是缺少对古代诸子经济思想史的整理和研究。我认为此话是经过侯老长期痛苦思考后的箴言。离开经济基础而谈思想史，这是历史的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能够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即此一点就有解放思想、解放人，要求变革上层建筑与之同步的意义。改革开放已经超过30年了，这比我党从建党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长，因此整理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史是时代赋予的课题。

　　本书是学习我国改革思想史的一部专作，但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不是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我想任何对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有兴趣的人，都有权利用心写出这方面的著述。当代人写当代史，有诸多有利的条件，但能否客观公正，则一直是史学界讨论不休的一个有趣话题。本书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的诘问。我希望从我个人的角度，从我父亲的观点思想入手，梳理他的一些明晰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是怎么想的？我只能以这个我熟悉了解的人物为核心，把他有关的讲话，我的日记，还有一些相关资料梳理出来。这本书侧重于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他自己也说，他只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走上了一个特殊岗位的过渡性人物。过渡性的人物是有局限性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 不仅仅是他，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处在向现代化中国过渡的一代，这个过渡到今天仍在进行之中。

　　我想通过这本书，努力从三个方面入手来梳理胡耀邦的思想：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中国的改革怎么改，三是对改革的现状如何评价？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文革”之后，在胡耀邦逐步地走上中国的领导岗位之后，他认识到，中国不能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旧路、老路。他这样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前。不走苏联东欧的旧路老路的思想，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础的。这些同志的可贵之处是，他们经常去思考党的历史，经常把党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结合起来看问题。我们的革命道路与苏联迥异，我们有20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这是一条特殊的道路。父亲最早是在湘赣根据地参加的革命，这样的经历让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中国的道路与苏联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在延安时期，他又参加过整风，真正了解党的历史的人会知道，整风运动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领导干部只要认真学习，会认识到去苏联化的必要性。

　　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党内一些同志的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个时候，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当时我在上小学，有一次和父亲一起散步，他说：计划就是法律，这个对吗？计划就不能改了吗？计划可以不顾实际吗？计划是谁订的，可以这么神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联道路未必适合我们，也许，那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深度还不够，但无疑，思考已经从那时开始了。1969年党的九大前夕，他决定写信向毛泽东建言。他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说：“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必须要走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

　　这种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是来为人民考虑问题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胡耀邦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代表。改革开放绝不是偶然，有人认为是“文革”的结束决定了改革的开始，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是全部。改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的17年。

　　中国的改革怎么改 

　　坚决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全党的共识，但是胡耀邦个人没有使用“集中”这个词，他的说法是“高度集权”，这个集权是以主观臆断的行政命令，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他很明确地使用了“集权”这个词。他举了例子来进行对比，他说宋朝为什么这么弱，就是集权太厉害了，每打一仗，前线的指挥官都是要把布阵图上报朝廷，朝廷批准了才能打。他说特别想去看看宁夏，宁夏一个西北的荒凉之地，怎么能够建立一个西夏王国？还把宋朝打得很头疼，西夏的体制一定要比宋王朝灵活得多。而且党项族还带有游牧民族的性质。他决心要改的就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他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但同时也不是改掉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全面改革与四化建设》的讲话，他说“希望全党同志和工人阶级站在改革的前列，支持改革，参加改革，领导改革”。

　　为了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主人翁地位，就要讲民主和法制，他常常把民主和法制放在一起讲。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要为全民的利益负责，另外也不是改掉党和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承诺。1986年的时候，他就谈到了社会保障问题，他说不吃大锅饭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对人民的医疗养老负责。我想在他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秉承了他的思想，是爱民、为民、亲民的政府，政府的爱民为民亲民的举措我们都要支持，尤其是近两年，社会保障的力度加大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要让人们在进取之中有所保障。在怎么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幸福的承诺。

　　 对改革的现状如何评价？ 

　　如何看待改革的现状，特别是看待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我被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一定不能动摇，从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搞政改，我们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也都不回避这个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比如说房地产问题，供需关系已经成为房地产问题中亟需解决的第一位的问题，需求远远大于供给，而供给的瓶颈就是在土地问题上，人多地少，土地稀缺。这似乎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北京市的发展，已经包括了很多城中村、城郊村的建设，老北京变成今天的新北京，城市扩容了。十八里店是我上大学时参加“四清”的村子，现在已经成为开发区。在北京城区，有40万套房屋是小产权房，按一家三口算，就是有120万人居住在“不合法”的房屋中。为什么不合法？就是因为建筑在集体的土地上，集体的土地没有变更为国有土地，房屋就是不合法的，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我国的小产权房的面积，已经达到66亿平方米，约8350万人口都住在小产权房里。我们说要规范公权，保护私权，在两种公有制之间没有形成规范，又如何保护私产呢？农村也有建设用地，为什么只有农村建设用地变为国有土地才能是合法的呢？这样的政策是土地财政不进入预算，强行征地拆迁等种种麻烦的根源。拆迁已经成为目前引发群体事件的一个最主要的导火索。这牵扯到我们的宪法，牵扯到所有制的问题，这样的民生问题不是政治改革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我连续两年在两会提交的提案都涉及土地制度，我们赞成如何维护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必要把集体土地再变性为国有土地然后才能搞基本建设，才能搞商业用地。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前，所有的错误、所有出现的偏差都可以追溯到对农民和对土地的态度上。如果改革开放30年以至再往后，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农民土地上再发生问题的话，我们的执政成果就会打折扣。

　　从民生问题上剥茧抽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现实的入口。胡耀邦曾经说：我们能不能用集体所有制的办法来搞我们的小城镇呢？我看到在他身后北京的变化，正是在向他预言的道路发展。中国多数人期待的政治改革，就是希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匹配，希望国家能够长治久安。梳理中国的改革史，不难发现：改革，需要大思想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