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呈刚性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强粮食问题的宏观调控，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

 一、上与下的关系——政府要粮 农民要钱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保障粮食供给是中央政府的基本目标。为此，国家设置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但粮食安全却不是农民的目标，对每一个农民来说，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收入，无论宣传工作如何出色，也不会使农民自觉自愿地减少收入来种植粮食。在一定条件下，农民在家种田还是外出打工，在家种田是种粮还是种其他作物，主要取决于比较利益的高低。目前全国已有约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据抽样调查，2009年农民外出务工月平均工资为1659元，每亩粮食净收益仅192.4元，种粮农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不如打工一个月收入，因此也就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种粮上了。另一方面，对基层政府来说，粮食生产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缺乏经济热情。产粮大县往往是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在粮价较低和税收贡献优先的情况下，粮食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却难以带动GDP增加和税收的增加，远远没有工业项目和招商引资来得快，形成越抓粮食越穷的怪圈。在目前绩效考核体系下，基层政府种粮抓粮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协调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利益关系，形成上下齐心协力、齐抓共管促进粮食生产的良好局面，关键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强化农民种粮利益引导，提高比较收益，使农民种粮不吃亏。在现有基础上中央财政要逐年较大幅度扩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规模，提高补贴标准。同时，在现有粮食补贴的基础上，增加对种粮大户的补贴，按照种粮大户耕地面积或提供的商品粮数量，提供相应的补贴，并在信贷、科技推广、农业机械作业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植，加快培育“核心粮农”。建立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的联动机制，大幅提高保护价水平，充分利用WTO“绿箱”、“黄箱”政策，大幅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增强补贴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瞄准度。二是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尤其是商品粮调出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奖补力度，建立产区和销区利益补偿机制，把粮食生产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不同功能区实行有区别的绩效考核标准，不再以GDP论英雄，让重农抓粮的地方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工作上添动力。

 二、农与工的关系——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在扩大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建国至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000－8000亿元资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今天，在粮食领域，出现了新剪刀差现象。一是农资与粮食的价格差越来越大。过去25年间，农资价格上涨了20倍左右，而粮食价格上涨只有五倍左右，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二是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的效益差距逐步扩大。虽然国家对稻谷、小麦等重要粮食品种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但种粮与种蔬菜、水果等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效益仍然太低。三是农产品与其他工业品比价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粮食价格只上涨五倍左右，而不少工业品却上涨了几十倍，高的甚至几百倍。

 这种新的剪刀差，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直接导致粮食供给动力不足。许多农民宁愿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形成这种新剪刀差的重要原因，就是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和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处理好这种新型剪刀差，保持粮食稳定供给，需要多措并举，基本方法就是以工补农。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粮价回归合理价位，适度上涨。只有粮价在合理范围内，农民对种粮有利可图，才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增加粮食供给，这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措施。至于城市中的低收入者，则通过社会保障等途径，借鉴国外做法，发给食品补贴券，使其不至于因粮价的上涨而吃不饱饭。2011年，全国城市享受低保的人口为2310万人，每人每年补贴1000元也只需要231亿元，而给农民的粮食和良种补贴两项加起来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

 三、南与北的关系——北粮南调的大反转带来资源配置的大错位 

 南方是我国传统粮仓，历史上，“南粮北调”在宋代已经成型的格局并一直是我国粮食供给的主基调，“湖广熟，天下足”等民谣就是“南粮北调”的生动写照。据记载，明朝京杭大运河从南向北运粮的漕船达9000多艘，清朝每年从南方征收北运的漕粮多达400万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国粮食供应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南方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涌入，粮食生产在萎缩，而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南粮北调”的大格局来一个大反转，逐渐演变成“北粮南调”。国家新规划的七区二十三带约800个粮食主产大县，绝大多数在北方。 

  “北粮南调”是政策引导、市场选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等结果，在国际国内粮食供求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下，粮食生产供应过于集中于北方，南方粮食产需缺口持续扩大，这种地区产需大反转，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在宋代即已成型的南北农业生产资源配置的大错位。一是水土资源短缺凸显了北方粮食生产的不可持续性。北方地区（包括松辽、海河、黄河、淮河、内陆河五大流域片）水资源短缺矛盾突出，人口占全国的46.5%，耕地占64.8%，但水资源仅占19.6%，平均每亩耕地水量仅为南方的1/3。华北农业发展依赖的是200万口机井对地下水的掠夺性开采，华北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京津冀5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东北地区从过去的旱作农业转种水稻也加剧了水土资源矛盾，尤其是黑土地耕作层正加速破坏。投资几千亿的南水北调工程何时发挥效益，能发挥多大效益还是一个未知数。所有这些表明如果不及时采取改进措施，北方粮食生产将难以为继。二是南方发展粮食生产的优势和潜力受到抑制。南方历来水量充沛、土壤肥沃，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稻谷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也因此成就了湖南、江苏、浙江等地“鱼米之乡”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支持，南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化水平、科技支撑能力等明显优于北方，尽管粮食总产量逐渐滑坡，但粮食生产能力较强，单产水平总体较高，而这种优势和潜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而被掩盖，粮食生产逐渐退出了决策者视野而日渐边缘化。三是加大了区域粮食危机发生的风险。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入地，也往往是粮食主销区，如广东、浙江粮食自给率分别只有30%、40%，2008年分别调入粮食1368万吨、876万吨，广东常住人口已经过亿，跃居全国第一，人口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压力。而一旦国内粮食供应趋紧，这些重度购粮区首当其冲，将会立刻面临粮食危机，其现代化进程完全可能大受拖累。

  “北粮南调”带来的种种风险和挑战，必须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果断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特别是要重视地区粮食供需均衡发展。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南方粮食自给率，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购粮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加大种粮补贴，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甚至增加粮食播种面积，进一步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千方百计提高粮食自给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北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中央财政对北方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的投入力度，注重应用先进科技，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不断提高水土资源利用率和单产水平。

  “大反转”带来的“大错位”，不仅需要各级政府不懈的努力，没有几代人的功夫是调整不了的，而且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协作，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部门就能办得了的。

 四、国与民的关系——民不储粮 国当补足

 粮食储备是市场供求的“稳定器”，是救灾备荒的“蓄水池”，是战略安全的“保证金”。我国的粮食储备有官方储备和民间储备。2000年，我国成立了专门负责粮食储备的机构，即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受国务院委托执行粮食收储任务，形成两级法人、三级架构、层级负责的垂直管理体系。中央储备主要用于服务军队、战争、重大灾害、突发事件，以及全国大范围的跨区域市场供求等。同时，按照粮食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形成了省、市、县地方粮食储备体系，要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地方粮食储备。在国有储备之外，还有巨大的民间储备，我国约70%的粮食由农民消费和储存。

 粮食储备规模和结构应该保持适度，既不可过量，使财富变成“包袱”，也不可不足，不能满足需要。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 如一国粮食储备体系完善, 应保有相当于年消费量18%的粮食储备。但如果国内粮食储备体系不完善, 则所需储备远远大于这一水平。专家认为，我国粮食储备的规模应维持在相当于当年全国粮食消费量的25%-30%的水平。

 据2011年6月14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作为全国产量百强县的黑龙江兰西县，年产十多亿公斤粮食，有14个国有粮库基本没有储备，9个粮库空仓。产粮大省吉林，有的直属库同样几乎零库存，大多因缺钱无法补库。国储不足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隐患。

 在过去备战备荒的年代，不仅家家户户储粮, 而且生产队、大队都有储备粮, 家家户户有谷仓、米缸。现在，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储粮数量在逐渐减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到城里打工，他们不再从事粮食生产，当然不再储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粮食成了商品，粮农在收获粮食之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换成货币，即使暂时存放，也只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有的农户由于储粮设施简陋，储粮技术缺乏，多为麻袋、木柜、砖砌柜和墙角堆放等，不能有效地防治鼠害、虫蚀和霉变，干脆将粮食存到“粮食银行”。据对皖南山区的旌德县调查，一般农户家里仅存当年口粮, 人均稻谷300～400 公斤，随着农民就业和人口的转移, 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加较快, 这些家庭基本上和城镇居民相同, 人均存粮不足5公斤。

 农户存粮越来越少，“粮食银行”越来越多，掌握着大量的粮食储备，但这些“粮食银行”主要是乡镇粮油加工小企业，业务规模小、经营地域窄，游离于政府的掌控之外。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将“粮食银行”作为官方储备的补充，加强管理，加强扶持。对“粮食银行”来说，政府补贴提高了其经营能力，并相互在数量、品种、时间、地区间互通有无、互利合作，利用外部资源抗击风险，特别是在同一地区集中爆发风险时，异地合作可以规避地区性粮食银行倒闭引发的危机。对政府来说，可以弥补国有粮库容量小、储备能力有限、资金利用效率低、陈化粮周转困难的缺陷。

 五、种与吃的关系——种粮的变成吃粮的，吃粮的变成吃肉的。粮价高了有呼声，粮价低了有哭声

 实现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协调发展，确保粮食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基本平衡，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内在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多种粮的变吃粮的，吃粮的变吃肉的，肉蛋奶则需要粮食转化，给粮食供求带来了新矛盾。

 种粮的变吃粮的。大批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后，不再从事粮食生产，变为单纯的粮食消费者。留守的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对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差，劳动技能提高难度大，影响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再加上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使得本来就已紧平衡的粮食供给将更加紧张。

 吃粮的变吃肉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8:1:1变为4:3:3，即由8斤粮、1斤肉、1斤菜变为4斤粮、3斤肉、3斤菜。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带来饲料粮消费的增加（一般估计，生产1斤鸡肉需要2斤粮食，1斤猪肉需要4斤粮食，1斤牛肉需要8斤粮食），改革开放以来，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提高了接近20个百分点。

 种粮的、吃粮的对粮价变动的声音有强弱之分。粮价涨了有呼声，呼声集中响亮，在城市，占据了强势主流媒体，很容易达到决策层；粮价跌了有哭声，哭声分散低沉，在农村，决策层很难听到。对待粮食价格变动，决策者更应关注粮食生产者的声音。

 六、内与外的关系——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有关资料显示，进入新世纪后的2003年，我国又开始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势头持续至今且规模逐步扩大。2008年，我国粮食净进口量约3500万吨，占当年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15%。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为2009年的19倍，进口大豆、小麦分别达5480万吨、120万吨，增幅分别为28.8%、36%。2010年，我国进口美国175亿美元的农产品，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

 扩大粮食进口有助于缓解我国主要农产品与耕地、水等资源的矛盾，降低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2010年，我国进口的大豆和687万吨食用植物油规模，相当于增加了近7亿亩播种面积，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9%，大大缓解了国内耕地紧张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认清我国粮食贸易面临的形势，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过分夸大粮食进口的作用，更不能迷信“市场能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神话。首先，全球粮食产不足需。从1999-2007年的八年间，有七年世界粮食消费量大于产量，粮食产需缺口累计达2.49亿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测算，2010—2011年度，世界谷物产量约为22.16亿吨，而消费量达22.54亿吨，依然产不足需。其次，全球粮食贸易量无法满足国内需求。世界粮食贸易量多年稳定在2.5亿吨左右，不到我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而全球需要粮食进口的国家有100多个，中国增加任何品种的进口，哪怕只是国内某一品种产量出现波动，即会对国际粮食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正如莱斯特·布朗所言，除了我们自己，世界上没有谁能养活中国。再次，粮食能源化、武器化战略危及世界粮食安全。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巴西等粮食大国大力实施生物质能源计划，打通了粮食与能源之间的通道，使全球粮食需求从食品领域扩散到能源、金融领域，成全了美国实现继美元霸权、石油霸权之后的粮食霸权，可以预期今后美国将更多使用“断粮”威胁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第四，金融投机和跨国粮商逐步掌控了全球粮食贸易的定价权。2007年以来，全球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持续走低，迫使大量游资和各类基金转投石油、粮食等资源性产品，国际粮价被芝加哥交易所里的大亨们炒得水涨船高。另外，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四大跨国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他们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下，垄断市场，从而实现操控价格、牟取巨额利润的目的。今日粮价已非由供求双方决定，而带有很大的金融性，部分充当了货币功能。“三金说”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说法，即货币是黄金，石油是黑金，粮食是白金。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一是千方百计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先进科技的应用，充分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着力提高单产，努力扩大播种面积。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培育壮大国内种子产业。更加审慎应对外资合资合作、并购、参股我国种业公司行为。二是制订《国家粮食安全主权法》。按照立足国内“基本自给自足”的战略目标，安排生产经营制度，对重要农产品执行无缺口覆盖制度。在此基础上，全面禁止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渗透，全面检讨外资在我国粮食、种子、农药等农业全产业链条上角色是否危及我国粮食主权安全。三是审慎发展转基因农作物。生物技术作为当今世界竞争的三大前沿科技之一，我国应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加速推进研究，尤其转基因技术更应加快研究步伐，努力跟上世界的脚步。但国内外实践已经初步证明，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并不成熟，在抗病抗虫、提高产量、改善品质等方面与传统作物相比并不具备显著的优势，更大的隐患是尚不知对人体是否安全。欧盟等国普遍采取审慎态度，美国大量转基因作物只用于出口和工业原料，基于我国尚能维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现状，没有必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逐步减少转基因大豆、玉米等进口的同时，坚决阻止稻谷等主粮转基因的推广食用。

 七、量与质的关系——量的安全是显性的 质的安全是隐形的

 粮食安全是量与质的统一。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高层峰会提出：“人人都有权获得足够的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以保障其过上健康和有活力的生活。”因此，“粮食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量的要求，也包括质的要求。量的安全是显性的，质的安全是隐形的。既要吃饱又要吃好，更要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土地污染、水污染、化肥农药污染、加工环节污染使食品安全成了天大的问题。“谁能告诉我，究竟吃什么”成了社会流行病。吃本来是一顿饭的事，现在变了一辈子的事，吃不好，一眨眼，一辈子就过去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场危及所有人的食品安全保卫战中，人人都在后撤，人人都做旁观者，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者寥寥无几。再加上政府监管不到位，目前，全国有72个地级区域、1305个县级区域未设立食品监管机构，“祸从口入”就成了这个时代“人人自危”的根源。（“祸从口出”本是文字狱和政治狂热时代“人人自危”的根源。）尤其是转基因粮食绝不能进入主食。美国种过转基因的农田，小草疯长，小虫变巨虫，除草剂、农药无效。山西、吉林五六年前种转基因玉米，家畜不产子、少产子、产怪胎，老鼠绝迹。五六年家畜繁殖二三代，老鼠可繁殖20代，而对于人只是生命的十几分之一，危害没有几代人的时间跨度是难以知晓的。《参考消息》2011年6月20日报道，2006年至2011年欧盟曾115次发现来自中国的转基因大米食品，说明中国已有转基因水稻种植。中国农学专家佟屏亚对此痛批一些科学家是拿老百姓当实验鼠。要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认识其巨大危害。

 八、产与销的关系——农业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现象必须改观

 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矛盾始终是一个未解的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结必须解开。

  “南粮北移”与“北粮南调”。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三大粮食主产区中，东北产区和黄淮海产区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呈逐年上升之势，而长江中下游产区近年来一直有逐渐减小的趋势。中国南方是传统的粮食主产区，这里水资源和气候条件都很好，一年出产两到三季，但这里尤其东南沿海地区，也是工业化、城市化率先起步并高速发展的地区，这导致南方的农业逐渐被弱化、农田逐渐减少，而北方地区则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起步相对较晚，逐渐承担了较多的粮食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南粮北移”现象出现；而在“南粮北移”的粮食生产格局下，产地和销地出现地域上的分离，“北粮南调”已成定势。“南粮北移”、“北粮南调”虽然有其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性，但由于北方地区也需要并正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下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统筹格局发生矛盾。

  “穷省”与“富省”。在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的投资利润回报往往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那些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对农业的挤出情况就越突出。粮食主销区，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每年要消费很多粮食，却较少承担调入商品粮风险基金的筹集任务。广东1.07亿人口已成人口第一大省，粮食自给已降到30%以下。素有传统鱼米之乡的浙江、福建自给率也都下降到40%左右。尽管国家通过直补形式，对农民的粮、种、农资、农机等发放了各种补贴，但粮食生产是典型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业，比较效益极低。农民卖了粮食购买工业品，在为主销区提供粮食的同时，农民的种粮收入以及粮食风险基金的补贴又会随着工、农业产品巨大的剪刀差，最终流向粮食调入区——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发达省份，发达地区拿着高收入，吃着低价粮，造成了“穷省”补贴“富省”的情况。

  “粮食大县”与“财政穷县”。现今的粮食主产地区都进入了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由于这些地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因此只能获得有限的开发。调查显示，1997-2002年，13个粮食主产区有九个省区的产粮大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粮食年年在增产，但产粮大县的经济总量上不去，人均GDP与工业发达的省份差距越来越大。粮食大县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与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冲动下左右为难。陷入“产粮越多财政负担越重”、“贡献越大义务越多”的不利境地。

 目前粮食主产区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还提出要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怎么来解决这个悖论？统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协调发展。当前主要应该做到“三个防止”：一是要防止粮食主产区滑向粮食平衡区。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一定要稳定和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防止粮食生产下滑。二是要防止粮食平衡区滑向粮食主销区。我国有11个粮食平衡区，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粮食自求平衡。但是一些粮食平衡的省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和粮食消费量的增加，有的已变成了粮食调入省份。要采取有效措施，遏止粮食平衡省向粮食调入省的下落。三是要防止粮食主销区的自给部分大幅减少、调入量大幅增加。近些年来，一些粮食主销区自给部分不断减少，调入部分大幅增加，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的压力加大。要做到这“三个防止”，必须从宏观层面上，制定和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是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按照资源禀赋、生产条件和增产潜力等因素，科学谋划粮食生产布局，明确区分功能和发展目标。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生产水准高和粮食调出量大的核心产区；在保护生态前提下，着手开发一批有资源优势和增产潜力的后备产区。二是建立多种形式的销区反哺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在发挥国家扶农、惠农政策主渠道作用的基础上，要鼓励各级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支持销区反哺产区，构建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体系。根据粮食销区调入的粮食数量收取一定的补偿金，多调多补偿，少调少补偿，不调不补偿，支持主产区。三是中央统筹产销两区“互帮结对”、“对口援建”，帮助主产区进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低产田的改造、道路的修建、农民科技培训等，国家每年对援建进展情况监督、检查、评比。限制销区进口粮食数量，对进口农产品征收差价税，防止农产品过剩，财政支出激增。就粮食主产区的建设来说，除了在理念上、政策规划体系上的进步，还需硬件和软件上的产销区联动、双重推进。比如水利、育种、仓储、农业科技等基础设施上的硬件支持，应该像设计航天工程那样去做农业硬件上的投入，“有钱出钱”、“有人出人”。

 九、人与物的关系——在人、畜、车争粮的三角大战中，保人抑车是根本

 近年来，我国粮食需求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社会消费总量持续上升，主要是生产用粮大幅增加。二是口粮消费稳中有减。迄今为止，在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中，口粮消费超过50%，仍是第一大用途。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肉蛋奶摄入量逐步增加，使口粮的人均消费出现了减少的趋势。1995-2005年10年间，全国口粮消费量减少了0.5%。三是饲料用粮持续增加。我国家畜饲料用粮从1980年的6800万吨增至2009年的1.2亿吨，增加了近一倍。四是工业用粮增长较快。食品制造工业，包括糖果、糕点、调味品、豆制品、淀粉、食品添加剂、酒等行业，约占食品加工用粮的60%。农村做酒熬糖耗费的粮食，平均每年递增4.7%。

 从吃饱到吃好，粮食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口粮消费量及其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及其所占比重明显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据统计，东方型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应在400公斤以上，日本人均消费量为450公斤，其中口粮直接消费为125公斤，其他均为肉蛋奶等转化品。从长远看，我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的2030年前，按人均400公斤消费量计算，到2030年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12800亿斤，比目前增加3100亿斤。

 人吃肉，猪吃粮，动物消耗粮食在提速。家畜饲料用粮从1980年的6800万吨增至2009年的1.2亿吨，增加了近一倍。这个数字相当于2010年粮食总产量的近30%。中国的猪肉消费量居世界首位（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2.5倍）。目前，中国农村人平均每天吃1两肉，城里人平均每天2两肉，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处在快速增长阶段。中国人肉类消费的阶段性目标是每人每天多吃1两肉。因此，肉类消费的增长，将与口粮消费比例的下降同时并存。到2020年，中国的口粮需求为2亿吨，而饲料粮消费增加到近5亿吨。在保证生产质优量足的人用口粮之外，还要再生产超过口粮两倍以上的粮食给牲畜吃，传统农业系统无能为力。

 人开车，车吃粮，机器正张开血盆大口吞食粮食。欧美国家发展生物能源改变了世界对粮食需求的预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粮食供求的格局,就是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在需求方面,机器和人争粮食，导致了粮食市场供需预期的失衡。美国2010年用于燃料乙醇生产的玉米达1.4亿吨，等于几亿人的口粮；同时，美国已研制出用玉米可生产2000多种生产生活用品。目前,我国也在搞玉米乙醇,国家提供1375元/吨的财政补贴，每年拿出13.5亿元来支持四家燃料乙醇厂，生产100万吨乙醇,耗费350万吨玉米。汽车加满一箱燃料乙醇约需200公斤玉米，几乎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从利益博弈的角度看，乙醇燃料企业是既得利益者,而地方政府也支持该行业,因为可以带来GDP、就业和财政收入，并支撑粮价高位运行有利于玉米产业的发展。因此,生物燃料发展地方有冲动，支持力度大；而靠市场生存的饲料企业、养殖企业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发展却会受到成本不断上涨的限制。汽车“吃”粮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没有发展消耗粮食的生物燃料的本钱,更不能鼓励机器与人争夺粮食。近期国际上很多分析人士把全球粮价上涨归咎于一些国家过度发展粮食乙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但人均占有能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近50%的原油需要进口。发展替代能源，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燃料乙醇的确是一种有效而清洁的替代能源，但却要以每年消耗大量玉米作为代价。2007年，国家发改委不再批准以粮食为原料的燃料乙醇项目，转而鼓励使用木薯、甘蔗、秸秆等非粮食类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现有的以玉米为原料的生物乙醇项目也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全部转化为以甜高粱、红薯和木薯等为原料。如果不严格管理，发展生物能源很可能会出现“与人争粮，与粮争地”的现象。

 目前已经形成了人、畜、车争食的三角大战，使得饲料粮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如果粮食和农业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