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头条上看到一篇小文，说“作为防控专家的吴尊友是反对躺平，主张动态清零的。而张文宏是一个医生，对于医生来说有病治病，无病放松，所以他认为新冠没有什么后遗症，疫情最终要靠科技走出。两人观点不一样，拥有的粉丝也不一样。吴尊友的粉丝大多反对放开，支持动态清零。张文宏的粉丝大多反对将病毒妖魔化，支持放开。”

    中国以前都是重临床而轻预防，一批名医为老百姓耳熟能详，但是搞流行病学的，搞预防医学的，虽都是专业有术的大学者，有科学院士也有工程院士，却没几个人知道。还有“CDC”（中国疾控中心），本是卫生系统最低调的部门，2013年SARS爆发，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机构。2020年新冠肺炎大暴发，我们才知道了高福，李兰娟，梁万年，吴尊友，王辰，张文宏……这些流行病学、感染病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而钟南山则是因SARS为人所知，因新冠而誉满世界。

    如今，疫情让那么多大专家们从幕后英雄变成网红，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我认为现在把专家分为这个派那个派已无任何意义。单从病毒上来说，我相信没有一个专家会认为病毒能够清零，这个常识连我都知道，何况病毒专家。我也相信没有一个专家会认同中国的抗疫应该像西方一样躺平。

    中国的防疫策略是“动态”清零，对此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动态清零并不是追求完全零感染，也不是零容忍，但精髓是科学精准，精准的前提是有效。”有人形象地说“动态清零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冒出来一个就砸下去一个”。

    同样的，张文宏等专家也不是“躺平派”。张文宏一直认为新冠是会咬人的，主张打三针疫苗，絮絮叨叨科普个人防护，声嘶力竭呼吁保护重点人群。他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是，“让老百姓的生活逐步回归正常，真正要忙起来的是我们医疗系统。”

    可见，中国的专家们没有病毒清零派也不会有躺平派。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也都主张要建立免疫屏障。

    美国艾滋病专家何大一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大意）：他大多数时间会输给病毒，因此这小东西令人敬畏，他们那么小那么简单，但却常常能战胜人类。它们有周密的作战方案，有很强的协调适应性，小小的东西就能把人击倒。新冠病毒可以说比以往任何病毒都聪明狡猾，它变异得太快了，每每走在人类的前面，以致有人怀疑它并非来自自然界。

    疫情肆虐中国大地三年，我们与新冠病毒打了三仗。第一仗在武汉打响，当时是病毒原始株，很凶险，死了很多人，武汉的惨烈至今记忆犹新。武汉的壮举让我感到自豪，我曾写了好几篇文章，赞美坚强的武汉人民，赞美那些伟大的逆行者，赞美火神山雷神山……那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第二场仗是德尔塔病毒株，看看印度的情况，恒河边烧尸体的场面让人颤栗，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幸运。

    第三仗就是今年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株，上海、北京、广州、郑州、新疆……病毒像海啸一般席卷而来，其超强的传染性让政府、专家、民众都措手不及。事实证明，谨慎刻板的“动态清零”效果是微弱的，层层加码的代价更是巨大且惨痛。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是那些动辄被封在楼里少至十几天多达百多天的人们，几十万的被弹在外面漂泊的“数字难民”，上百万倒闭的企业，上千万失业甚至食不果腹的青壮劳力……还有那些被抬下楼做核酸的残疾人，方舱里没法上厕所的老人，用绳子裹着防护服准备去隔离的幼儿，没有核酸证明当街把胎儿生在裤裆里的妇女……老百姓的积怨已到沸点，基层防疫人员的疲劳也到了极限，政府的财政很难再支撑这样庞大的举国抗疫。一面是疫情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经济下滑，百业凋敝，民生艰难，另一面是越来越达成共识的奥密克戎毒株虽传染性超强但毒性大大减弱，死亡率更是微乎其微，而且中国的疫苗接种已达34亿人次，“动态清零”早该是终结的时候了。地鼠已经跑得满世界都是了，有人还在那儿汗珠八瓣的拼命抡锤子，傻不傻呀？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于是乎，“二十条”，“九不准”，新“十条”等等接踵而至，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开放的脚步快到让我们应接不暇，政策几乎一天一变。对于开放，大多数人一面手忙脚乱一面欢欣鼓舞，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忐忑不安起来，甚至一些杂音也应时而起。我不认同现在的开放就是“躺平”的说法，中国即使不再执行清零政策，也不会像西方那样躺平。更不认同所谓中国三年的抗疫只是抗了个寂寞。

    西方躺平（中国说法），逻辑是群体免疫，当传染的人数达到67%时，群体免疫就会形成。但美国是在原始病毒株、印度是在德尔塔病毒株时，由于他们的政府组织不起真正有效地隔离和防护屏障，所以死了很多的人，特别是成批的老人，用这么惨痛的代价，才换来了群体的免疫。中国严防死守的前两年，扛过了前两轮毒性较强阶段，将中国的死亡人数控制在了极低水平。

    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放开如暗室逢灯，但有序放开不能再搞一刀切。我们一些行政部门怎么那么喜欢一刀切？一刀切西瓜，一刀切芝麻，一刀切蚂蚁，一刀切大象，甭管大小软硬，就一个方法——一刀切。感觉这次开放极其仓促，虽然有些专家出面做了一些铺垫，但留给民众消化准备的时间不够，有个段子很形象，感觉就像从ICU捞出来直接扔进了KTV，有点感动，又有点不敢动。我认为我们至少要针对下面几个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做好充足的准备。

    老人。中国一向有尊老的民族传统，“孝顺”被封为最高道德标准，如果像美国老人那样成批死亡，中国社会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专家一再呼吁要保护好老人和重点人群。但中国有2.6亿老人，其中80岁以上老人有3000多万，再怎么保护也会有相当数量死亡，这一群体势必成为重灾区，中国家庭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我不怕死，但我会好好地保护好自己，争取不给有限的医疗资源增加负担。

    孩子。中国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孩子个个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家家都把孩子当成命根子，何况还有相当一批独生子女。所以在政策的执行上，家长会有种种顾虑甚至抵触，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尽管奥密克戎对儿童的威胁并不大，但仍应制定一套对儿童行之有效的防疫策略。怕孩子感染新冠而无休止地停止线下教学不是个解决办法，毕竟几年的网课上下来，孩子的教育质量、身体状态、心理健康都令人堪忧。

    医疗。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充足的医疗资源，美国几乎有9,000万人感染，死了100多万人，但是它的医疗系统基本没有垮掉。中国特别是基层医疗单位很薄弱，一旦发生医疗挤兑，医疗体系有可能崩溃，应借此机会推行医改，让中国的医疗系统建成稳稳的金字塔形。建议多建新冠专科医院，把重病人尽量地收容进去。保留一定的加强版方舱也是可以的，但方舱内一定要有充足的医疗人员和设备，使它更像一个大型的野战医院而不是收容所。

    比起西方人把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中国人更加惜命，讲究个“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放开，或者说侵犯到他的利益了，他就不干了。此时各种杂音会此起彼伏。有个段子：放开裹脚布的那一刻，一群女人哭得死去活来。剪掉辫子的那一刻，一群男人哭得死去活来。拆掉核酸检测点的那一刻，一群中国人哭得死去活来。这确实也是部分中国人国民性的写照。对新的事物总是畏首畏尾，看到别人尝到甜头了才知道后悔。难道听到拉拉蛄叫就不敢种地了吗？当杂音四起时，希望从政府到社会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要保持清醒和定力，而专家们也能统一认识，不要让老百姓犯晕。

    2003年春天，北京遭遇了一场SARS，因为病情来得太突然太凶险，死亡率达到9%，很多医生和护士倒下。正当北京人惶惶不可终日时，从南面来了一个W市长，他临危受命，敢于直面记者单刀直入的提问，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勇气，顿时就将北京人安抚住了。事后我问采访的记者王志“你采访W市长，提问怎么那么狠啊？”“唯有这样才能最快地缩短市长和市民间的距离。”王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我们的各级官员，省长、部长、市长都能到一线与老百姓直接对话，那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如果要放开，中国绝不是由困难模式切换到岁月静好，而是切换到另一个困难模式”，而这另一个困难模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可知的是感染已经开始爆发，有人说俏皮话，“如果你连一个阳性病人都不认识，请检讨一下你的社交能力！”老人和脆弱群体会有死亡。但究竟会死多少人？有没有后遗症？病毒毒性会不会因突变而增强，后续有没有新药上市……更多的是未知。但是我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无论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中国必须要迈过这个坎儿，填平免疫洼地，变成防御高地，让中国人的生活重拾祥和欢乐！

                                                                                                          2022年12月9日

                                                                                                              海南陵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