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快转变金融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对小企业的资金支持。

        进入2010年以来，不断收紧的银根催生了民间信贷新一轮的井喷。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处于历史高位，大量信贷资本流向国企的情况下，融资更加困难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更加依赖民间借贷，资金供需失衡，使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根据人民银行在温州的监测数据，现在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已高达25％，而且走势还在不断上涨。这种利率水平，意味着温州中小企业必须保证每年25％以上的利润，否则利息付不出，只能跑路。

        而今年以来，在国内紧缩、国际经济形势动荡的大环境下，温州中小企业已经举步维艰。为了渡过难关，被迫进行超高利率的民间融资。但由于经济低迷，民间借贷违约率正在上升。出于对坏账的担忧，放贷方又进一步提高了利率，更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可能引起的连锁效应，对区域金融和经济甚至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威胁。

        如何降低这种高利贷的风险？是不是让银监会将这些民间借贷一个个剿灭，让民间金融成为不毛之地就天下太平了呢？遗憾的是，过去十几年的“剿灭史”已经证明，不管官方如何严刑峻法，中国的民间金融依然愈演愈烈。个中原因很简单，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已严重滞后于经济现实，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现有的合法金融体系无法顾及的巨大真空。有真空就必然有人去填补，政府做不了或不去做，自然就会有民间的或者地下的力量去做。

        对于现代经济生活而言，高利贷本身并没有罪恶。如果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利率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是市场供求状况的真实反映，不管它有多高，它都是合理的。按照这个价格买卖，资金就会得到最优配置。中国目前的问题是，金融垄断和过度管制造成了民间借贷利率的畸高，由此而给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负担和风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利率是承担风险的回报。由于民间金融长期被过度监管，一些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始终无法走到阳光下运行，这直接造成了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利息自然就高了。另外，由于法律法规的限制，民间借贷的各种契约保障机制都无法建立起来，契约风险、法律风险这么高，放贷的利息自然就上去了。黑市必然导致高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在高度垄断和金融压抑之下产生的高利息，广大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它们很难从政府的金融机构中获得贷款，民间高息借贷是它们不得已的选择。有统计显示，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70％，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调研也证实，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对象都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对中小企业，通常都是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基本上不会提供长期贷款或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民营中小企业和大型国企在融资待遇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融资双轨制的出现，这也给那些掌握融资权力的人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王立军曾经在2009年重庆打黑的会议上披露，重庆涉黑的高利贷总额达到300亿之巨，占重庆全年财政总收入的1／3。一位金融人士透露，这里有不少资金来自国资系统。这些国有企业和机构利用国家政策优惠，拿到了利率很低的资金后，再加价高息贷给那些缺钱的中小企业或个人。

        在“吴英案”中，有人向媒体详尽披露了当地的高利贷路线图。在此图中，我们同样看到，当地的大型国企将低价得到的银行贷款借贷给中小企业或个人，当地政府部门、司法部门、银行的公职人员也涉及其中。这是金融垄断下的必然结果，在整个高利贷的链条中，这些金融权贵，或是惟一真正得利的一环。

        寻租的空间来自于特权，只有打破金融垄断、放松对民间金融的过度管制，让民间金融也能真正走到阳光下参与公平的竞争，才能真正消除金融特权。而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运作，也能降低其契约风险和法律风险，从而使民间借贷的利率真正降下来。这才是降低民间金融风险的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