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条名为“浙江的农村能有多豪华”的热搜，进入人们的视野。高达6.4亿的阅读量，过6万的讨论量，引发全国人民对浙江农村的“羡慕嫉妒恨”。很多网友发来浙江农村的照片，就连自建房看上去都像别墅或者城堡。然后浙江人还很凡尔赛：很多年前就这样了，这不是农村标配吗？！

  然而，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还在后面。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就是，国家赋予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通过在浙江开展示范区建设，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其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作为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乡村共同富裕，凭什么？

农村富得均衡

  实事上，按GDP总量排名，2020年浙江排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人均GDP落后于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直辖市，排名第六。但是浙江的城乡发展相对协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较好。

  202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699元和31930元。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96，远低于2.56的全国平均数值。

  即使是浙江经济相对落后的衢州、丽水人均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收入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

  也就是说，在和山东、广东、江苏放在同一权衡标准下，浙江连续36年第一，从未被超越。

  而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0年首次跨上3万元台阶，全国也只有上海、北京和浙江三个省市。前两名一个直辖市一个首都，浙江可算得上省会城市的一颗独苗。无疑，浙江农村居民跟上海、北京农村居民处在同一个水平。

  在浙江被确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后，很多其他省份表示不服，网上有言论：“浙江经济比不上江苏，苏南就超过浙江”。

  从经济总量来看，2020年江苏40个县市的GDP总和达到了4.2万亿元以上，堪比一个中型省份。尤其是苏南地区强县林立，苏州和无锡两地，堪称我国县域经济中外资工业、民营工业的代表。

  但在江苏这些县市中，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

  苏南县域经济，以昆山和江阴两市分别作为两种经济类型的典范，在2020年两市的GDP总额都在4000亿元以上，等同于一般的中型地级市。而且人均GDP都在20万元以上，都已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相比之下，苏北的县域经济提升就要慢一些。苏北县市中，仅只有金湖县和东台市的人均GDP超过万元，最低的灌云县仅只有5.2万元以上。苏北县域人均GDP整体是在6-8万元之间，还是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江苏之所以不能选择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原因，因为苏南和苏北发展极不均衡，苏南强县和苏北县域的经济差距还是非常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广东的粤西北与粤东北，两地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都市化水平，与大湾区核心城市存在代差。

  显然，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上，江苏和广东都输在均衡发展问题上。

  富得均衡，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也是其强大吸引力和巨大潜力所在。

  从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省内11个设区市的发展更为均衡。2020年人均GDP最高和最低为杭州和丽水，分别是136617元和61811元，相差1.21倍。

  浙江省2020年人均GDP（表格）：

  杭州市人均GDP136617元，约为1.98万美元，是目前浙江最为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的城市。

  目前省内人均GDP超过10万元的地方有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和嘉兴，其中杭甬州超过13万元，绍兴超过11万元。

  此外，湖州人均GDP接近10万元；台州、衢州和温州超过7万元；金华和丽水则在6万元以上。

  人均GDP超2万美元并非一个简单的数据，其背后则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质量以及产业升级和带动能力。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之一，它有人财物各项生产要素的磁吸和集聚效应，具有一定辐射带动能力。

  2010年以来，全国共有32个城市常住人口增量超过100万，杭州凭借323.56万人的增量，成为人口增长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杭州、宁波、金华，成为浙江十年人口增量超过100万的城市。

  经济发达城市凭借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能对流动人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在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之中，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浙江无论人口、地域面积都具有一定规模，类似一个微缩版的中国。有“七山一水二分田”，行政区划上有2个副省级城市、9个地级市和53个县（市），城市、农村兼有，农村户籍人口占了一半。浙江下辖的城市，从第一梯队的杭州，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层级结构。

  浙江省具备开展示范区建设的代表性，得到国家发改委回应，浙江省内东中西部的探索，将有利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经验在中国的推广复制。

民营企业遍地开花

  浙江是全国私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2020年，浙江的民营企业占比超九成，光是2020年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就有47.6万家。不仅如此，固定投资中，民营投资占了6成。在出口中，民营企业出口占了全浙江的八成多。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经是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浙江乡镇与广东省一样多，并且形成了很多的产业集群。改革开放后，浙江“千家万户搞家庭工业”，很多浙江人，家里都会有个小厂子，一说就是家里做买卖的。在浙江，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而且几个村里生产同一种产品就会做成全国第一，甚至全球第一，这造就了区域块状经济迅速成长。全域性绽放的市场活力催生出一个个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义乌的小商品、慈溪的小家电、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民营经济遍地开花，造富了一方百姓。

  发达的民营经济被视为浙江的“法宝”。浙江的经济，很大一部分靠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不仅仅分布在城镇，广大的农村也有很多。

  山东省的GDP虽然领先浙江1万亿元，但人口却多出3000万，而且有大量的重工业国企和央企，山东的产业结构使其有浓重的危机感，在山东的报告中多次阐述了，产业转型的“迫不及待”。

  相对来说，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也是县域经济最均衡最活跃的省份。从传统外贸行业，到最新互联网红利，共和国最近四十年的每一次产业升级红利，浙江一次都没有踏空。提到杭州，人们脑海里第一个出现的便是阿里巴巴这个超级巨无霸。

  其实，浙江在历史上国有资本的大项目相对比较少，因而市场化色彩比较浓、民营中小企业多、创业创新的氛围强。上个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纷纷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浙江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取了外向型经济的活力，包括吉利、传化、万象集团都是大的上市公司，原来都是乡镇企业，它持续性的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最为关键的是，浙江的乡镇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将乡贤治乡的传统承接得很好。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利用乡情、亲情引导和动员在外浙商回乡投资兴业，依靠乡贤能人，将原来沉睡在这里的资产盘活，带动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治理乡镇不是从政治角度去完成指标，而是浙江一大群乡贤能人回乡创业。、

  “在浙江乡镇地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民营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浙江科技学院教授叶俊焘指出，浙江一带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都很发达，就在于农民已经智力化了，他们本身在城市经济大潮中历练过，而且在城市工作时都是精英人士，他们再回到乡村做企业就很有底气，成功率很高。

  浙江地区的农村都有产业，城市化已经穷尽以后，包括省级政府、区域政府，在公共设施的配套各个方面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前，农村地区城乡差距已经很小，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它的要素双向流动——农村到城市到农村的这种要素流动，相对来说浙江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再加上整个浙江目前已形成了3小时交通圈，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振兴肯定要好于其他省份。在叶俊焘看来，浙江更具有“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条件。

土地制改革与三产融合造就“富甲一方”

  建设美丽乡村，全国各省都在向浙江看齐。为什么浙江一带能把乡村振兴做得有条有理？其实，浙江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过程中，围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大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推进规模经营，打造出品牌优势。

  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以前将被称作“四无村”，没有名人故居、没有古村落、没有风景名胜、没有像样产业。2011年时，该村账户上只有6000元现金，但外债却高达150万元。

  2013年，鲁家村乡贤筹集300万元，邀请上海、广州的知名设计院编制了一套全面的、高标准的村庄规划、产业规划、旅游规划，按照全域推进的理念，建设上整村规划，产业上整村发展、错位发展，形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区块农场布局的产业设计方案，确定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框架。

  其中的核心操作是，将该村的集体土地，以每年每亩640元至700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统一流转至该村村委会，再由村委会统一规划、用度和招商引资。有了这一资源整合前提，就打通了后续操作的其他障碍。

  有了土地，有了规划，有了一些基础设施，就能对外整体招商，过去10年来，鲁家村共引入社会资本20亿元，打造了18个农场。目前，已有10个农场投入运营。

  以前，在没有农业标准地之前，鲁家村发展农业产业，要么只能简单发展种植业，要么踩着政策红线进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该村的巨变背后的核心支撑，是浙江省为中国农村产业化发展，撕开并开辟了一条政策支撑：“农业发展标准用地”，破解了中国农业发展用地难题。

  浙江宁波市象山县小百丈村，同样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土地政策改革“样本”。

  小百丈村，实现了农村土地产权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拿到了打造海岛风情文旅生态村的“钥匙”。村里的老宅变成了“香饽饽”，引来了旅游开发公司7000万元的精品民宿投资。经过2018年一年的建设，小百丈村15处破旧老宅焕然一新“变脸”高端民宿。6000多平米闲置土地即将成为精品果园。

  浙江很多地方的乡村振兴，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游、山水游和民俗游；利用土地资源发展产业，吸引劳动人口就近就业，将人口与土地的有机结合，构成乡村产业发展的动力，从而带动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

  温州市昌南县，将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作为“解除土地限制、优化空间布局、支持农村振兴”的重要措施和突破口。
昌南县金乡镇下泽村项目采用“土地整备、营农置换”模式，实现碎片化、营农限制，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拆除180个分散的旧宅基地，腾出建设用地49.2亩，其中19.2亩指标用于拆除宅基地，集中建房，节约30亩土地指标。开垦后，原来的农家变为耕种，40亩农田种植水稻和蔬菜，与周围的其他耕地一起，形成了农田成房、道路成网、木绳、水道相连的生态格局。

  土地，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载体。土地资源在乡村振兴中肩负着提供资源支撑的基础性作用，既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需求的保障，也是外来资本进入乡村发展不同产业模式的基础资源支撑。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姚树荣教授表示，按照现行土地制度，城乡土地权利存在着四大不平等：第一，产权不平等。第二，流通不平等。第三，交换不平等。第四，规划不平等。他说，要振兴乡村，必须改变土地制度，让四大不平等变成完全平等，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实现土地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目前，我们正处于乡城交织的复杂历史阶段，未来的土地制度应该更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无论是鲁家村、小百丈村、下泽村，以完善的土地制度形成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水平。这说明，江浙发展乡村振兴并没有脱离一产，而是在农业生产、加工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发展休闲农业。

  浙江省GDP在全国不是第一，却是人均收入第一的省份。老百姓手里有钱，对生活自然就会有追求，会消耗各种各样的休闲产品，提升消费升级市场。虽然广东省GDP也很高，但是没有形成整体的乡村振兴标杆项目。无疑，经济水平是一方面，农村整体的三产融合更是立基之本。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提出了浙江省发展目标：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

  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优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响“浙江制造”品牌。促进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做精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都市农业，发展智慧农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

  而且，浙江各地普遍具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和创新意识，并且创造了多项改革先进经验。比如，创造和持续发展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而这些，便于大胆探索及时总结提炼“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模式。

  改革开放40年，浙江成为领跑者，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作用，启用乡贤办企业，释放民间力量，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而成如同浩荡钱塘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达到乡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