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并且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依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在其年度发展报告中开始将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分类，后改为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分类。世界银行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分类指标较为普及，是当今许多经济学家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之一。
世界银行有两种分类方式：
一是将国家或经济实体划分为四个收入档次，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这一分类标准非常明确且每年调整一次。2007年的分类标准为：人均GNI低于905美元为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906美元—359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596美元—1111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1111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
二是在这四个收入档次类别基础上，又划分为“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两个类别。在世行官方文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被笼统地称为“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世界银行金融信贷政策对这两类经济体也有明确的收入“门槛”界限。按照1989年世行有关补充界定，这个“门槛”的收入界限是以1987年美元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NI为6000美元。在此收入门槛以上，便划入“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之列。这一门槛每年随美元购买力或价格指数的变化而调整，2007年世行确定的高收入或“发达经济”的收入门槛为11116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特征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有十个方面的特征，即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原因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典型案例
1、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以色列、“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2014年更是达到了28101美元，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之所以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这些国家进行了产业升级，拥有大量的核心科技，比如，日本靠的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高技术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韩国的三星，提供了全球70%的DRAM内存，还有占据了93%的小尺寸OLED屏幕市场和94%的柔性屏市场；韩国造船业发达，造船总吨位占全球的40%以上。以色列则是出售先进的军工技术。这样通过高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使国家从中高收入国家一跃变成了发达国家。
2、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在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式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第三，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中国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目前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如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如何看待2019年我国人均GNI、GDP突破1万美元
2019年，我国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同时2019年我国人均GDP也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
GDP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常住单位”是说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不论有没有这个国家的国籍。所以，GDP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GNI是指国民收入，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衡量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个部门收入分配的总情况。。虽然计算范围不一样，总之我国这两个指标都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纵观全世界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这是多少国家没能实现跨越的。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呢？
首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息显示，2019年全球GDP为88万亿美元，人口为77亿，人均GDP为1.14万美元，目前中国尚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其次，由于美联储超发货币，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致了美元的贬值，今天的人均1万美元不能完全认为就等同于之前世界银行提出概念时的1万美元。
第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很多不均衡的现象，比如中国的很多产业体系依然存在着较为落后的产能，中国的工业升级也并没有完全实现从一些比较落后的产能向全面先进的高精尖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再比如收入不均衡现象，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依然有较大的差距，一线城市的收入水平和农村的收入水平差异性较大，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说明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或许高于贫困线，但生活是比较拮据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
所以，从目前来看，虽然从标准上来说我国GNI、GDP双双突破了人均1万美元的大关，但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尚未完全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