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尤其被经济学界热衷讨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近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我国2010年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也积聚了诸如收入分配悬殊、腐败问题突出、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公共服务不均等经济社会问题。“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政治三管齐下破“陷阱”

　　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社会方面，全力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在政治方面，解除制度和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

　　□左晓斯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今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并非只是个案。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像巴西、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只有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后来居上，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长为”亚洲四小龙”。

　　有着深刻社会根源的经济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因此，它看起来主要是一种经济状态，一个经济问题。但笔者宁愿相信它实质上或根源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有媒体总结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方面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其中反映最多的还是社会问题。中国目前也存在着这十大问题中的多数，的确面临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战。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实现自主创新?道理讲起来并不复杂，前者是因为内需不足，因为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多数民众手中缺钱，无法形成足够拉动内需的购买力。后者要么是因为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投入不足，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和智力储备难以支持自主创新，要么是因为创造者无法分享或难以分享自己创造的社会财富，从源头上抑制了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激情。这就是这个世界魔咒背后的社会根源。

　　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表征多样，成因复杂，但根源在社会，破解这个世界难题需要综合施治，需要经济社会政治三管齐下。

　　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当前首先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内生化，其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其次是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在重点提高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高附加值服务业比重的同时，增加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广东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双转移”战略和珠江西岸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不仅取得明显成效，而且前景明朗。

　　在社会方面，我国正在全力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明确要求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这的确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社会收入分配可能是决定一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因素，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不过是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不均。这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可以借鉴的是，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期间，很好地控制了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在政治上要做的主要是解除制度和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与约束。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即腐败问题。应当尽早推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搞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政治改革的直接目标是要斩断资本和权力之间的纽带或管道，切除依附在社会肌体上的腐败恶瘤;长远目标是建立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让权力回归本位。

对中国发展前景有理由乐观以待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因素，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可以乐观以待。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经济结构正在优化升级，速度和规模依然持续向上，这为我们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留下了充足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条件。

　　二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虽然纷繁复杂，但核心是利益矛盾和利益诉求。与宗教、民族、意识形态等矛盾相比，利益的矛盾有自己的特点：它是理性的，不必你死我活;它能通过谈判、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加上我国政府力量强大，拥有足够的经济、行政、法律乃至文化舆论资源，只要转变职能，摆正位置，端正立场，社会矛盾化解的前景光明。

　　三是中国人的智慧足以化解任何难题。全世界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少数几个经济体中，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就占据三席。他们既为我们提供宝贵经验，更为我们增强信心。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变;能够创造更多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

　　□刘志铭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从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收入中等阶段以后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

　　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能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代价等基础上的粗放式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条件下不可持续;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依赖出口实现高速增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难以重现，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

　　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动和人口红利的消失。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逐年下降以及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逐步显现，其后果是依靠人口红利维系的制造业竞争力及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正逐步消失。

　　三是改革放缓和逆市场化的趋势有所加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控制力增强，国有经济中垄断部门的改革明显滞后，影响了民间资本的发育和民间投资的扩大。

　　四是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有所强化。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的“城市偏向”尤其是重点发展大城市的战略不仅扩大了城乡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差异扩大，强化了城乡二元分割格局。

　　五是社会流动性低的状况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刚性加剧。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收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结构的刚性有加大的趋势。这种状况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从而可能对未来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

　　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共享式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抓住和谐社会建设的契机适时推进社会领域改革

　　虽然存在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巨大的潜力。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成功地跨越陷阱，一方面需要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共享式增长转变，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要抓住和谐社会建设的契机，适时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

　　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造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给下降而有所下降，这意味着资本形成会和劳动增长一同减缓，中国经济必须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转变。这就要求加速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的步伐，大幅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并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此外，发展方式转变要求从过度依赖外需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驱动增长，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以培育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泉。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中国可以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开发这种新的人口红利，需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继续扩大对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完善中职和高职教育体系，调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以及加强对就业者培训。

　　以扩大民间投资提升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相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的扩大是构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改善收入结构进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更有效途径，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扩大内需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引导国有资本尽快从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减少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并鼓励民间投资在竞争性领域夯实自身实力的基础上，逐步进入垄断性行业，与国有资本展开合理竞争，优化产业组织、产业生态和市场结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以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发展成果的城乡共享。“十二五”是中国城乡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应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平衡，坚持走农村与城市的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道路，通过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城乡居民共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利益，逐步减缓和解消城乡二元结构。

　　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构筑开放有序的社会结构。从国际经验来看，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社会领域出问题的国家。从中国的发展阶段看，“转型”的内涵也已经不再限于经济发展的转型，而是扩展到社会发展转型。一个开放而有序的社会结构不仅是经济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体现。能够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要构建这样一种社会结构，需要政府将关注的重点由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建设。从政府的支出结构来看，应该将符合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要求的公共财政落到实处，即将经济建设的投资转向社会领域尤其是教育和医疗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使这些领域投资的总量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结构不平等，逐步减缓或阻断贫困的代际转移，并加大社会流动性;在制度上，要着眼于解决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不平等，推动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拓宽社会的流动和上升的渠道，使得阶层之间的攀升有足够的空间，并注重壮大和稳定中间阶层，形成适合市民社会要求的社会结构。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改变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摆脱“陷阱”

　　着力进行出口产业升级，构造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林文俏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结合中国国情，专家提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若干路径：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动力;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等等。

　　依赖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竞争走的是一条贫困式增长的发展路径

　　具体情况不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也不应相同。广东省城市化率已达约6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已接近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率标准(70%)，以城市化作为依托来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已收效不大“扩大内需”绝不能排斥“对外经济”，尤其是广东是一个外源型经济大省，外贸依存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两倍多，且具有发展对外经济所需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底蕴，担负着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可贸然因为扩大内需而削弱对外经济。这决定外源型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仍是广东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选择。因此，广东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应是改变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着力进行出口产业升级，构造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30余年广东出口维持了高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出口产业结构呈现低端化出口贸易的主要竞争力是低端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它已难维持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原因如下：长期依赖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会形成“比较优势陷阱”;依赖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损害了动态、长期的贸易利益;经济全球化带来资源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使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依赖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竞争走的是一条贫困式增长的发展路径;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来维持价格优势，会导致我国出口环境恶化;劳工权益受损和经济发展会使劳动力资源过剩的状况发生改变，使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失去;低劳工成本会加深劳资矛盾，影响企业与社会和谐稳定。

　　出口竞争力的核心是出口产业结构，要着力进行出口产业升级，构造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出口竞争力的核心是出口产业结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日本是一个成功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经验是多方面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是重要方面。

　　日本地小人多，也曾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自明治维新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其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利用其劳动力比较优势竞争战略，它使纺织品、加工食品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得到快速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本劳动力的供给状态逐渐从剩余转向短缺，导致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竞争战略难以维持，转变出口竞争战略来保持出口竞争力成为突出问题。日本采取的办法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推动出口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50—70年代，日本通过引进大量的外国先进技术，以钢铁、汽车以及石油化工与家用电器等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高速规模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日本又通过技术创新，积极发展电子、电子通讯等IT产业以保持其出口竞争力。1968年日本的人均GDP只排在世界第20位。但此后不到10年时间里不断攀升，不仅在速度上大大快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平稳度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循序渐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全面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符合中国实际，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劳动力比较优势。广东近年推出的“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新政，无疑是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和广东省情的产业结构优化战略。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教授

　　调整收入分配差距：跨越“陷阱”一个关键

　　□杨永华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我国进入了整体小康阶段，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阶段是经济社会矛盾多发阶段，学术界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我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是要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处理好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坚决制止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劳资矛盾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矛盾。这对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上，资本(包括国内公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收入过高，劳动收入过低，就是强势资本侵蚀了弱势劳动的收入。这几年来中国的劳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劳动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本收入增长速度，表示劳动者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不多，这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而提高人力资本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劳动收入增长不快也是内需不足的根源，内需不足使中国形成过高依赖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研究，大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应该严重依赖外贸，严重依赖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着不可持续性的隐患。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坚决制止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力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结构。

　　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状态，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就全国而言，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较慢)、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据计算，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5，基尼系数的安全警戒线为0.4，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这说明中国的财富分配相当不均。缩小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杠杆，让暴富的群体为社会多作一些贡献。要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实行紧的货币政策压缩资本价格暴涨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的形式主要有四种：按劳动的质和量进行的分配，按提供的资本数量进行的分配，按政治权力进行的分配，由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的财富再分配，特别是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形成的财富再分配，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百万富翁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曾经被认为是十分遥远的故事，现在，百万富翁就在我们中间，或者就是阁下。广州市中心的房子总价值达几百万元。房价暴涨是资本价格暴涨的一个表现，资本价格暴涨的根源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财富的再分配，把人群分裂成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和身无分文的穷人。所以必须实行紧的货币政策，下决心减少过多的流动性，压制资本价格暴涨，才能把房价压下来，避免社会分裂成不同的群体。

　　加大对公共物品投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们对教育、卫生等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旺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教育、卫生体制作了多次改革，为什么人民还不满意?这其中可能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减少公共物品，扩大私人物品。这样做的结果会减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负担，增加人民的负担。其实，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需要政府提供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这样才能烫平市场经济的风险，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涉及公共物品的体制改革要转变方向，要提供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障，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多的公共物品。我从来主张，现在中国有条件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实行义务教育，要取消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高收费现象。要逐步取消收费公路，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免费公路。通过做好具体工作来缓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