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不可思议地从“贫穷陷阱”中走了出来。

　　但是，中国仍然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且掉入陷阱的时间可能就是最近5年，有专家预言。

　　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各类要素成本，将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比较优势不断减少。中国继续上升的空间到底在哪里？

　　在下一个30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疑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壮大和稳定中产阶级

　　要跃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既保持增长，又要实现社会稳定，中国怎么来实现？

　　“壮大中产阶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说。政府需要拓宽社会的上升渠道，使得阶层之间的攀升有足够的空间；在法律和制度上，保护中产的利益，平衡和调节税收，保证中产阶级的稳定，提供更好的文化和教育模式，培育中产阶级的文化格局。

　　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是“纺锤形”，也就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为少数的两端，社会中最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通常知识结构合理，行事理性，希望社会稳定，并有足够的消费欲望与生产力。令中国更多家庭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就能促进消费型社会的成长，促进内需，拉动经济，也能促进社会稳定。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中产占总人口的12%，但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并且劳动力份额占GDP份额也比国际标准低。中国纺锤形社会结构仍未形成。

　　史晋川说，壮大中产阶级，也是平衡社会分配的方法。如果中产阶级不足，也就意味着社会是金字塔的模型，这样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社会不公的积怨，这必然是社会不和谐的基本因素。一旦GDP增幅放缓，或遭遇重大外部环境影响，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国要克服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就需要重塑社会分配，推动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突破束缚创新的机制

　　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然而核心技术大都不在中国，技术性的进口国，永远受制。“没有高科技和核心技术，如何成为高收入国家？”史晋川反问。

　　中国要继续进步，就要转变为“技术创新国”。创新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它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来分担这些风险。实现创新还需要一个好的竞争环境，保证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

　　史晋川说，中国接下来必须突破束缚创新的机制。垄断和行政壁垒在中国仍有市场，它们只能促成封闭的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创新，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突破垄断限制。更需要一套综合的国家竞争政策框架，保证整体经济的长久活力。

　　要保障创新，还需要重视教育和知识产权的投入。建设出色的大学、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为新企业融资更深入的金融系统，以及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史晋川认为，影响创新的，更多来自于僵化的体制。体制比什么都更需改革。在财政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物业税(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减少政府行为的短期化倾向。

　　需促成消费型社会

　　专家判断，如果中国较长时期保持人均GDP年均7%-8%的增速，那么到2024年左右，我国就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目前投资性增长和以低端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发展的素质不高，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大，表现为不可持续性。

　　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更明白，保障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专家认为，中国目前运行的经济模式，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普通消费不足。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只能依靠投资驱动。

　　“要实现经济转型，需促成消费型社会，真正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促使公众消费无忧。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合理安排和促成就业。”史晋川说。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正视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这与目前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破解的困惑近乎一致。

　　需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未来，城市化浪潮仍不可避免。

　　城市化在当下出现了被诟病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农民的利益没有在城市化中被体现与重视。农民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没有感受到城市化带给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提供了人口红利，却没有获得应当的权益。”

　　如果进一步城市化，却未能真正提升这部分人的利益，城市化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然而也只有城市化才能大量解放农村人口，并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史晋川说，化解城乡矛盾和缩小城乡经济矛盾，提高作为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收入，才能真正提振内需。

　　世界看好中国

　　诸多新兴经济体实现从贫穷到中等收入的过程，一般都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战略。

　　但是随着经济逐步发展，这一发展模式的优势逐步变小。许多新兴经济体没能调整战略方向，导致衰落。经济增长缓慢，原有的社会矛盾激化，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创造者之一霍米·卡拉斯认为，在从出口主导向内需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上中国表现积极。因此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上应该有很好的前景。

　　海外普遍分析，中国拥有的强大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政府效率极高。应变比一般新兴经济体迅速。十多亿人口的市场意味着，国际投资仍将把中国视为重要市场，这保证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重要投资格局不会变化。

　　另一面，中国比其他经济体更早地看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左右。专家称，这是中国有意为之，旨在控制增长速度，为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腾挪空间。

　　有官员也表达了避开陷阱的信心。全国政协委员、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关口，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