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说过,中国城镇化与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的两件大事。中国城镇化在过去的30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截至200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46.6%,城镇人口达到6.2亿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规模已经跃居全球第一,但事实上,绝对数量代表不了绝对质量,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过程是存在重大问题的。在没有严格控制农村与城市的发展水平与速度的基础上,在产业转型没有真正实现前,强行通过征地等方式进行的高速城镇化终究会留下社会弊端。有鉴于此,从“十二五”规划的相关任务要求人手,结合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对未来阶段的城镇化路径进行分析与选择是十分必要的。
改变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方式
中国城镇化存在虚高现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往低成本的城镇化阶段将一去不复返。这就为未来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提出了问题:如何从根本上
改变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方式?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究竟需要哪些必备前提?
“十二五”规划指出了未来5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努力方向,特别是针对城镇化发展、民生发展及产业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这些具体问题的提出,看似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但若将其置于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农村、农民、农业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是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过去的城镇化过程存在低成本、粗放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城市的快速扩张,这也是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源。因此,优化城镇化模式,实现区域的健康稳定发展,将“三农”问题置于首位,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同效应是关键。
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稳固之基。产业发展是任何经济体的基础与命脉,是经济体实现绝对增长的源泉。但这里的产业发展并非简单的产业扩张,而是融入新技术、实现内涵增长、合理利用生产要素实现的规模扩张。“十二五”规划又一次提出了要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同时,推进服务业发展,实现新阶段的产业转型。
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究何关系?简单说,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基础在于产业,特别是第一、第二产业。虽然土地资产化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中越发重要,但是单纯的资本运作并不能使城镇化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忽略产业发展,过度重视土地资本,正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又一个原因。虽然通过土地资本的运作可以在城镇化改造过程中实现基本的农村建设、农民补偿及基础设施配建,但是土地资本作用的发挥往往在一个时点上,而城镇化的长期发展则是一个时段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很多地方建设了新城,但是没有很好的布局产业,新城逐渐发展成为“死城”。
产业发展是保证城镇化长远健康发展的稳固之基,在通过土地资产化实现基本的区域更新后,就必须利用好产业的长期增长效应,在区域内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优化城镇化覆盖区域的“要素增长模式”。
三农、产业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的。我国城镇化模式面临着转型,在这个背景下,制度及政策层面也创新了一系列方式以弥补城乡间的差距,力图将城镇化过程中的软、硬环境建设同步实施,保障区域整合后城乡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从问题的根源看,当前城镇化的各种推进形式并不重要—土地综合整治也好,传统的征地模式也好,只要不偏离最终的目标,皆是可取的。下面以土地综合整治为例,阐述未来城乡统筹与城镇化发展较为理想的路径与内涵。
城乡统筹作为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与“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息息相关的。产业发展是城镇化推进的生命力之源,任何一个区域的更新和长远发展,还要根据该区域产业规模及产业布局而定。因此,城乡统筹过程中,应该通过对区域产业的资源整合与结构优化实现农村发展,进而满足农民的长期就业需求及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
土地综合整治是近年来推行的一种政策,通过建设用地指标的城乡间流动及土地资产化,筹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资金,最终实现区域的发展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城镇化地区则可以根据地理位置的优势进行不同的发展定位。也就是说,未来的城镇化要不拘一格,不一定以“摊大饼”的方式全部纳入一个城市建成圈内,而是根据地域的文化、生态及产业特点进行合理布局,大力发展小城镇及卫星城,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交通等方面压力。
从整体的模式来看,未来城镇化将依托区域产业特点及地域特色进行。要避免原有模式的弊端,不仅要考虑区域发展的当前情况,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产业布局及农村、农民的长远发展,将城镇化建立在一个稳健的基础之上,将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结合经济问题组成“一揽子”计划,杜绝原有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只顾眼前利益、过分关注土地资产而忽略区域长远发展的短视现象,为“十二五”核心目标任务的完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优化城镇化推进模式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城镇化是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伟大的进程。从短期来看,它与我国整体环境的提升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从长期来看,它将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民生目标的实现。因此,优化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将其置于一个合理、良性的路径之下是十分必要的。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镇化要戮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源自于当年的城乡发展政策,也必然要在当前新的城乡发展模式中进行解决。但是,仅仅依靠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土地资产溢价,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借助于地区的产业发展。长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的短视,对产业发展不够重视,对产业布局的远期规划不足,导致地区城镇化后没有增长极,阻碍了城镇化根本目标的实现。
未来的城镇化必然要将上述几个要素进行综合考虑,产业布局与“三农”问题的解决要置于同一层面上进行,只有产业层次提升了、产业规模扩大了,才能使地方焕发出生命力,也才能在长期发展中对人力、资金及技术等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产生吸引力。这样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也才能将社会、经济纳入长期良性发展的进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