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柏林电影节上,贾樟柯最新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进行了三场放映,场场爆满。有观众赞叹说,这是一首献给“中国文学的散文诗”。片中“主角”之一、中国作家、城市化委员会委员梁鸿原本该是出现在柏林电影节放映现场的,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取消了这次原本充满期待的行程。但关于首次触电、关于她的故乡书写、关于疫情对作家写作的影响,在这个春天都强烈地冲击着她。
没有一句台词,
走到哪儿聊到哪儿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追忆了已故的当代作家马烽,并通过贾平凹、余华、梁鸿等作家对个人生活及记忆的讲述,反映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梁鸿去年4月初参加贾樟柯发起创立的吕梁文学季,在摄像机前,她接受了贾樟柯3个小时的采访,她很惊讶对方对她的了解,甚至包括她的童年往事都被提及。当时,贾樟柯并没有告诉梁鸿他的拍片计划。
梁鸿看过这部电影的初剪,她所占的“篇幅”大约有27分钟,在所有作家中时长最长,而这是她首次登上大银幕。
去年5月底,贾樟柯带着八九十人的团队首先抵达梁鸿的家乡梁庄。梁鸿比拍摄团队晚三天到,她再次发现,这位大导演准备得太充分了。“他到我上过的师范学校,找到我当时上课的教室,还找到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和我儿时的伙伴。”
梁鸿15岁到南阳师范学校上学,她坐在昔日坐过的座位前,回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她的女同学恋爱了,脸上泛起了红晕,梁鸿第一次感到恋爱的美好。她还会随着摄像机到村里的河边走一走,她说自己是本色“出演”,不是作为演员来拍,“我们没有台词,我们就是聊天,走到哪儿聊到哪儿。”
在梁鸿看来,贾樟柯的采访,更多在乎作家的私人史,他带着自己回到了童年、少年、家庭内部。“我们家庭成员也不需要任何伪饰,都是特别真挚和自然。”梁鸿说,之前不太爱谈家庭内部的事情,当时太自然了,不少细节、故事就不由说了出来,其中就包括她姐姐的恋爱故事。
“我意识到一些场景、一些细节,其实蕴含了很多东西,有心酸有温暖。有些记忆被重新打开后,更是非常难得地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一个机会。”梁鸿说,电影谈到每当开学时,因为交不起学杂费,父亲带着她去整个村庄借钱,一毛、两毛,一块、两块……。“现在想想,这对一个农村家庭,多么艰难又多么重要,我父亲一直让我们读书,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失学。”
谈起姐姐,梁鸿的心里会难过,当年因为母亲病重,梁鸿姐姐放弃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镇上医院当了一名护士。“中国的姐姐太难了,牺牲太多了。”梁鸿感叹说,参与到这部电影中,当她摆脱自己的痛苦和心酸的时候,她深深意识到,她所经历的,也正是我们共同的集体回忆,也是我们走出来走过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每一朵浪花都能写出太多东西
“我的精神原点,对于我而言,就是我的村庄、我的家庭。”梁鸿说,这个原点,就像几何增长的东西一样,会不断地生长,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体化的存在,是互动的关系。这个原点,也像魔方一样,会幻化出不同的图案。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光正的光》……梁鸿关于梁庄的书写一直在延续,从未完结。她的新作《四象》如果不是疫情,本该是近期推出。
谈及长篇小说新作《四象》,梁鸿说,其实有些忐忑。这是写作以来最有冲动却最压抑的一次书写,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寻找,还有想找到“亲人相逢”般的过去与现在、爱与痛的交织。
这部作品最初的写作冲动是梁鸿站在父亲墓地面前,大地非常安静,非常寂静,她突然间感觉到能够听到某种声音,来自于墓地深处的声音,“我希望这些声音和地上的声音能够会合起来,一刹那之间,我觉得它们是一体的、是同在的。”那一瞬间,梁鸿听见父亲在坟墓里的叹息。“他太寂寞了,他看着四面八荒,找不到说话的人。他渴望声音,喜欢热闹,他愿意所有的人生都充满激情和跌宕,就像他的人生一样。”
梁鸿花两年写完这部14万字的小长篇,她试图写出几种声音,为此设计了四个人物,一个是地上的,三个是地下的。“如何让它们相互看见,听见彼此的声音,语言上又要有相互区别,设计很艰难,但也让我很兴奋,很过瘾。”
“我没有特意告诉自己是非虚构作家,或者虚构作家,我是随心而行。”这个春节,梁鸿原本是要回到梁庄,为她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完成一次重要采访。她的这部作品写的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姑娘”,一个打工妹挣了很多钱,有对信仰的追求,在生活中受到非议,后来又和自己的丈夫打官司,经历曲折而奇特。在梁鸿看来,这个女孩子是梁庄的女孩,但具有典型意义,目前正在写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已有4万字。
对于梁鸿而言,那个村庄、那条河流、那个河坡,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和极为丰富的内容。她看着河坡里的那些草,那些树,那些断了的河道,都觉得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每一朵浪花都能写太多的东西。她说,那种感性的涌动实在太丰富。“那条河非常丑,非常破败,但对于我而言,那就是最丰富的所在,因为它和我的少年、童年,和我生活的记忆紧密关联,并且成人后的思考也和它息息相关。”梁鸿说。
“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
正在经历的这场疫情,对于梁鸿和许多作家而言,都具有非同寻常意义,梁鸿说,不管是否写与疫情相关的文字,都是如此。
“一天天过去,看着死亡数字增加,感觉有些麻木,可怕的遗忘正在袭来。那些逝去的人,正在变为简单、枯燥和冰冷的数字。”梁鸿说,她突然有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把这次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疑似的和确诊的,都一个个写出来,他们的名字,多大年龄,住在哪里,什么工作,喜欢什么,家人有谁,从发病到去世经历了什么……
事实上,疫情到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梁鸿突然间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无足轻重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面前,我写的那个女孩子的故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具有启发性,所有的人生都好像变得无足轻重。”面对生命的不断逝去,她有段时间特别沮丧,每天看新闻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办法拿起笔。
直到2月2日,梁鸿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写不下去了。和灾难中撕心裂肺的疼痛相比,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过于轻浮。傍晚的时候,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突然想清楚一件事情。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的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
梁鸿说,无论怎样,一个作家还是应该坚守写作阵地,还是要老老实实思考笔下的人物,思考人物背后整个时代的东西,还是应该在日常化中去发现那些问题,那些观念,那些人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