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经济身处什么样的大变局？

    “2020年我国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著名经济学家、城市化委员会荣誉顾问樊纲1月5日在深圳举办的“问势2020”马洪基金会理事报告会上如是说。

    他指出，2020年，我国面临三大积极因素，使得经济有一定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

    与此同时，樊纲认为，中美之间经贸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周期性因素，以及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结构性、长期性因素，都将影响我国经济增速。

    为此，未来，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开拓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的趋势下，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补齐在制造业的短板。“这个过程需要多一些‘隐形冠军’企业。”

    2020年不会比2019年更差

    2020年我国经济会出现什么变化？樊纲表示自己相对乐观，他认为2020年我国经济不会比2019年更差。“也许比2019年好一点，但仍然有下行压力、仍然不会高涨。”

    他表示，2020年，我国面临三大积极因素，将使得经济有一定稳定性，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水平。第一个因素是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短期内会形成确定的预期和环境；第二是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加大；第三是房地产政策“一城一策”的调整，以及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城市群的发展，会拉动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是中美贸易。樊纲表示，贸易摩擦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它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投资下滑、外贸下降、技术进步受阻、经济增速放缓等。“虽然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具体事宜安排后续工作，这是好消息，但中美之间的问题仍将是长期问题。”

    为此，作为相对落后的国家，我们应该从强调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过度。“比较优势通常指一个经济体没有好的资本、技术、教育，其禀赋就在于廉价劳动力，他们利用好这一禀赋搞一些产业。但如果只有比较优势，就永远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里发展，永远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竞争力。因此要发挥后发优势，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迅速获取人类迄今积累和创造出来的知识、技术、思想，补足短板，改善禀赋结构。”

    樊纲同时指出，贸易战仅能解释一部分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更主要的原因在国内，如劳动成本提高、环境压力加大、政府体制的改变与过渡等，都是结构性、长期性因素。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还面临着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这是由于上一轮经济过热导致的。美国等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是靠危机、衰退，急风暴雨式的市场出清，我们则靠软着陆。“转着陆的好处是我们经济可以保持不衰退，坏处是出清过程比较慢。”

    如何补短板？

    在更长远的未来，我国经济面临何种趋势和特点？樊纲认为主要有5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扩大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这方面潜力巨大，目前美国只占我国17%的出口额，其他市场还在增长，美国市场出口额下滑问题不是特别大；

    二是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国过往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个情况要开始改变了。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让更多外国企业和资本到我国，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技术能力和增长速度；

    四是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

    五是着力于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但我们的短板不光存在于高新科技领域，很多制造业也有问题。”樊纲坦言，下一阶段我们要补短板，短板就是机遇，我们存在落后就有后发优势，就可以有所作为。

    在此基础上，樊纲认为，我们需要多一些“隐形冠军”企业。这类企业争者少，一旦做下去将来发展会非常稳定，利润会很高，投资回报也会非常好。“但这不仅需要企业能持续发展，也需要政策的支持。”

    此外，樊纲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领域落后不奇怪。只要它们能继续发展，问题就不大，不过一旦这些领域发展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在精细化工领域，面临两种监管、督察，一是环境，二是安全，很多地方的简单做法是把企业关掉。企业关了，风险没了，产业也发展不了。

    “搞环保、安全，是为了这些产业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要帮企业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要让他们继续发展，这才是真正好的发展政策。千方百计谋发展，发展第一要务这些话不能空说，要落在很多实际的问题上。”樊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