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根据该条例，个人或单位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都将面临处罚。这让公众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上。

    垃圾管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民生质量，也事关城市可持续发展。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宋国君接受佛山日报记者专访表示，每一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也应当为垃圾处理尽一点义务。

    破解“垃圾围城”已刻不容缓

    一只随手扔掉的塑料瓶，进入海洋被鱼吃掉，最终可能回到人体。一项研究证实，微塑料已进入许多生物体，包括人类。而塑料广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中。

    “人类在设计塑料袋时，没有想到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宋国君表示，实际上，垃圾的处理关系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大且增长快速，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至2012年的17081万吨，增加5.8倍。生活垃圾数量持续增长，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

    中国人民大学此前发布一份《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指出，源头分类回收能显著地降低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如果实施分类减量，实现源头分类、厨余垃圾单独处理、可回收物利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将降低64%。

    作为该项研究的领衔人，宋国君说，在我国，生活垃圾的最终处置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即填埋和焚烧，这两种方式都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污染。“我们通过对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活垃圾的评估，用数据与事实再次证明，垃圾围城已迫在眉睫，全社会必须尽快予以应对。”

    他分析称，如果垃圾没有在源头分类，就会有更多的垃圾需要被收运和处理，这样会产生大量的收集、运输、处理等费用，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例如，在垃圾处理环节，如果集中焚烧会产生大量二噁英，即使达标排放，也会给公众带来健康风险。如果进行集中填埋，又会污染地下水，并且要永久性地占用大量土地，给生态环境带来不良影响。

    在宋国君看来，生活垃圾若不采取有效减量化措施，到2020年，我国2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辖区的生活垃圾清运总量将高达2.55亿吨，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已刻不容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也应当为垃圾处理尽一点义务。”宋国君表示，垃圾源头分类要从家庭、办公室开始，从而实现减量化和资源化。

    垃圾减量化是大势所趋

    “城市垃圾产生总量越来越大，处理生活垃圾的成本也在逐年增加。”在宋国君看来，根据国际经验，生活垃圾分类是解决填埋和焚烧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同时也能促进资源的回收再利用。

    “一滴油就能毁掉一箱可回收废纸。”宋国君表示，以办公用纸为例，如果能被分类回收，就能依靠几道工序变成再生纸，可以再次利用。但如果不做分类回收，和其他垃圾放一起，纸张就很容易被浸湿、腐蚀，进而失去二次利用的价值。

    在他看来，如果不在生活垃圾产生之初实施基本分类，混合后的垃圾再分类，效果将大减，后续处理的成本也大增。他举例说，根据已知数据，北京市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在1.01千克左右，全国为人均1.11千克，而台北市通过垃圾分类已减少到0.37千克。

    “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是生活垃圾管理的趋势。”宋国君认为，垃圾分类可以显著地促进垃圾的减量。垃圾分类减量化之后，才能有效率地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具体来说，通过垃圾分类，可回收物变成产品回到消费者手中，减少了自然资源开发的成本。

    “人人都是垃圾的产生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宋国君建议，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位市民应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在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有效分担城市垃圾处理的压力，同时更好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