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迎泽西大街的笔挺刚劲,抑或是汾河干流的婉丽水润,刺不透也浸不入万柏林的肌体。从汾河景区西行100米,从迎泽西大街南北深入50米,省会城市的气派一下跌落到小城镇级别的纷杂和俗艳。
尤其是黄昏时刻,人流从点缀着精心修剪的绿化带而又平整宽阔的大街,突然被吸入五六米宽窄的巷子,在两边密集错杂的各类商贩间,在粘稠的叫卖声、鸣笛声、吵闹声中,摩肩接踵、熙熙而行。“城中村”和城市的界线,在前北屯、后北屯、下元,乃至南寒的某个路口,如此生动而突兀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迟滞的变化
“这些年河西也有变化,但除了几条市政道路,其他方面,特别是城中村,变化太慢了,除了几条市政道路,好像跟5年前、10年前没什么不一样。”2002年前后住到万柏林的孙盛指着河对面的城区郁郁地说道。万柏林区以和平路与迎泽西大街“大十字”为轴,城区中心即人们口中常说的“河西”,大致为兴华街、窊流路、南内环西街以及滨河西路区包围的大区域。这几个片区近年来城市格局最大的变化,几乎均是缘自滨河西路、和平路、千峰路,特别是迎泽西大街的修扩建或贯通等工程。
这些道路也将河西划割成有着不同特点的片区。和平路以西是大型国有重工企业的主阵地,晋机、汾机、太重、大众以及山纺等,从北到南次第排布。以东则是“城中村”为主,北有彭村、后北屯、瓦窑、前北屯,南有大王、小王和后王,稍偏西有下元、阎家沟等。
与国企相比,“城中村”的建设规划、基础设施远远不够,加之牵扯利益更多,改造规划的制定、审批异常艰难,更遑论改造的真正实施。由于位于经济、生活中心区,巨量的人流、物流带来极大的商业需求。村民的利益需求逐年高企,而且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难于短期转变,“规划、方案就是一张图图、两片片纸,可没有每个月收到手里的一沓子租金真实”。它们像铆钉一样,牢牢固定住各自所在的片区,对城市改造的大小变动都有着强烈的排斥力。
两年打通500米
这种排斥力,万柏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烟红亮很有体会。千峰北路到漪汾街,短短500米的贯通工程,他们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工。“做工作的时间是施工时间的5倍,换做其他地方几个月就交付了。”
实际上,贯通工程耗时远不止两年。2001年,千峰北路迎泽西大街到后北屯的1.2公里就已经修建完成。可就是剩下的500米,经历了几届政府,而且每年都提,却总不能付诸实施。一直等到2009年4月,区政府下定决心,“有再大的阻力都得打通”,这条“断头路”才得以开工。
“这500米,全是后北屯的宅基地,九十多个院落一百多户人家,涉及这么多建筑、人,有既得利益,还得有安置方案,确实阻力很大。”参与当时拆迁的兴华街办主任王丽芬表示。兴华街办抽出十多个人,分成数个小组,每组承包十来户,从村主要干部开始做工作,再下来是一般干部、党员、普通村民。拆迁则是干部及其亲属带头拆,从集体建筑入手,利用各种方法找突破口。达成协议后的施工中,又因为地质条件、地下管线等原因,不得不与村民多次协调。尽管如此,“村里当时划宅基地时不太整齐,加上建设时又没规矩”,这500米街道的立面参差不齐,给施工者留下不小的遗憾,也给区政府留下一堆需要美化的后续事宜。
这些情况在其他“城中村”也不鲜见,虽然程度、类型有着些许差别。纷繁的利益纠葛、无序的发展环境,使得公共服务、市政建设、配套设施,甚至治安管理都不容易进入“城中村”错落的建筑群,绊住了河西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其实他们也愿意拆,主要是价格问题,那些‘炮楼’就是聚宝盆,拆了就没饭碗了。”那些多年前被拆迁的居民,虽然有点淡淡的怨气,但也理解自己的村民。
相较之下,南内环西街以南,长风西街两边的区域,则经历着飞速的、翻天覆地的新生。高楼大厦像在庄稼地里一样很快繁茂起来。原因就在于,“那里之前大多是荒地、滩地,改造、建设起来不是那么费劲。”万柏林区城改办主任赵双明说。
紧迫的形势
面对这样的难度和进度,政府和私人投入资金都很容易做出选择。“整个河西的城市配套很差,基础设施欠账太多。”万柏林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甚至没有完整的地下排污管网,尤其是西山边上的区域,靠近哪条河就往哪条河里排放。”赵双明介绍说,“区里找了多少个开发商过来,可都算不过这个账,要在经济条件差些的王封、化客头,早就改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正是近年来市政府重点投资修建、打通了几条交通干道后,才显露出“城中村”改造的迫切性。到底是环境纷乱抑制了改造意愿,还是外部环境改善凸显了形势的紧迫?或许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城中村”改造“实有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不可再误之机”。
下元商业街的西南,19栋楼房排列成整洁的下元小区。上世纪末周边的道路拓宽,一部分村民被集中安置于此。小区内树木丰茂,楼与楼之间有绿化带,东北角还有个带走廊的小花园。“一半以上都卖出去或租出去了,再加上街上来往的人,人员太复杂。”在楼下乘凉的居民介绍说,“自行车放到楼道里一转眼也没了,防盗门还经常被撬,治安不太好。”
长宽不到两公里的片区,有3个垃圾回收点。然而,村民们甚至没有对此表示任何意见。他们的怨气集中在一处,“你看看北边的‘炮楼’,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啊,实在担心孩子们会受不良影响。”“城中村”常见的加层楼,他们称为“炮楼”。穿过巷子再往北,虎峪河的坝堰上,参差开着众多棋牌馆、麻将馆,从早到晚人声鼎沸。
“城中村”已经不只是羁绊着城市化进程,更成了滋生问题的“半真空区”。比如,下元商业街的上百家饭店、商铺,办理营业执照的,不足一成。惟一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村民还是政府,都有着解开这个羁绊的强烈愿望。万柏林区早就想把迎泽西大街打造成经济中心带,在这里竖起新的城市地标。而即便是那些“炮楼”里住着的村民,“其实也愿意拆,主要是价格问题,那些‘炮楼’就是聚宝盆,他们怕拆了没饭碗。”下元小区的居民说。
并不是没有成功改造的例子,比如离下元不远的闫家沟,比如南边的亲贤社区,或者比如终于打通了的千峰路。经验说起来并不复杂,有决心、有领导、有办法,才能平衡各方利益,让村民有可预期未来收益,更重要的是抓住时机。“误则不可复更,不办则不堪设想”,毕竟受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城市化进程,还有区域“对标一流”的发展速度,还有“一流省会城市”的环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