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李铁映同志《论社会科学》一书的自序。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收录了我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的讲话、文章，在这之前和之后的部分文稿也酌情收录。这些文稿体裁各异，篇幅不一，时间跨度较大，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对理论问题的思考。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这些东西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自然有其特定的历史痕迹，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尚有这样那样的缺憾。然敝帚自珍，我还是很喜爱它们，因为贯穿其中的，是对理论的挚爱和求索，——这也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

　　回顾自己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段：当了二十年的学生，二十年的技术员，又做了二十余年的公务员，到社科院后惟愿再做二十年研究员。虽几经曲折，有过苦恼，也有过“牛棚”生涯，但对理论的挚爱与求索，却从未动摇和停止过。不特如此，甚至可以说，无怨无悔。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童年的记忆中，延安虽然物质生活异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光荣的延安岁月，培育了我们那一代人。时常有人问我，延安生活对你最深的影响是什么？我感到，是“不怕鬼，不信神，走自己的路，一切全靠我们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使我终身受益。二十年的技术研究，则练就了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严谨求实、尊重规律、服从真理的作风。我以为，学风建设，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项基本建设。此后二十余年的公务员生涯中，我有幸在中央领导下，在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下，亲身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这段经历，我的最大感受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既成的理论和模式可以拿来套用，必须慎之又慎，摸着石头过河，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深感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基薄根浅”。但我喜爱理论，喜爱哲学，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几年中我学了不少知识，结识了许多有才识的学者，获益良多，真是有幸“又上了一次大学”。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同志把我视为同行和朋友，可以倾心畅谈理论和学术，领悟深邃而奇妙的思想理论。纵观自己70多年的人生经历，耳闻目睹了中国的历史性变化，我深深感到：我们党要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领导人民前进，我们国家要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要全面振兴，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必须掌握一支优秀的理论研究队伍，有自己的“笔杆子”。否则，我们就站不住，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就可能会掉队，甚至会有出现大的偏差和乱子的危险！

　　理论，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民族兴旺的动力，是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来说，有了自己的理论，才有主心骨，才有方向，才有动力，才有凝聚力；没有自己的理论，就会做别人理论的俘虏，就不可能拥有光明的未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九十年来，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我们的灵魂，是中国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什么是最宝贵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理论是最可宝贵的！

　　恩格斯说过，错误常常事后才被认识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原因有多种。其中重要的一条，在于当了别人理论的俘虏，理论上的僵化和混乱导致政治上的动乱，自己垮掉了。

　　理论的花朵要常开常新而不致枯萎，就必须是活泼的而不能是静止的，开放的而不能是封闭的，不断发展的而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要使理论之花永葆生机与活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与时俱进。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不实事求是，也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而不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

　　理论为什么要与时俱进？这是由理论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是实践性。实践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动力、价值体现，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客观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人类的认识就没有止境。实践不停顿，理论就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就要与时俱进。二是社会性。任何理论都是人们对一定社会存在的认识，而社会存在是无限丰富、复杂多变的。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局限性。三是历史性。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所谓超时空、超历史的“普世理论”、“绝对真理”，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理论并不总是灰色的。理论之树要常青，理论之花要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必须扎根于丰厚的大地上。真正的理论，不是飘荡在水面上的浮萍。理论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存在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必须中国化。

　　结合就是探索，就是创造，就是发展，就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变为客观存在的过程，就是化理论为实践进而发展理论的过程。结合是一种科学方法，更是一种哲学。纵观人类发展史，一切鲜活的生命，一切发明创造，一切发展的东西，都是结合的产物。结合是前后相继、新旧相生、发展创新的必然过程。不结合，生吞活剥，外来的好东西不能滋养我们，反倒因消化不良而贻害我们。结合就是把一切好的，成功的，同我们的实际相统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就是一部结合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成为世界性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同各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逐步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新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回顾党的历史，能否实现结合，以及实现怎样的结合，是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任何理论和学说，都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一切教条主义都不是科学，都有害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事业。“东教条”不灵，“西教条”也不灵。“东”教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西”教条，就是“西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

　　理论之花是自由之花，创造之花。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是创造。不能设想，满脑子条条框框，紧箍咒时时念、处处念，会有思想的火花闪烁，会有理论的喷薄而出。一般地说，人能思想，能够自由地思想，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根据。谁能禁止人们的思想呢？思想自由，是人特有的精神能力，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西方一位哲人说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158页）恩格斯说得好，“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思想理论的每一次巨大进步，既是人类思想自由结出的硕果，又是人类文明新发展的种子。

　　但是，思想自由不是胡思乱想，理论创造不是天马行空。理论只有符合实际，能解决问题，才有价值。思想自由和理论创造的主体是人，而人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开展自己的活动，并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制约的。一个人想什么，怎么想，那是他个人的事，是他的自由。但如果他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发表出来，影响别人，那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了。他要不要遵守社会的法则呢？当然要。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提出了“思想有自由，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行为守法律”四句话，作为“双百方针”的具体化。实践证明，这几句话是站得住的。

　　理论之花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理论进步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古代的先哲说过：“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谓“和”，即和谐、融合。“和”的前提是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然后使这些差异调整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景、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和谐或发展。

　　存在的多样性，发展的多样性，是客观世界的普遍形式。正像在自然界，我们不能用一种色彩来看待无限复杂多样的事物一样，我们也不能用一种模式、一种观念、一种色彩来看待人类社会和理论的发展。有多样性，才会有自然界，才会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多样性是发展之母，发展是多样性之果。

　　当然，强调多样性时，不能否认事物的共同性、统一性、普遍性。存异则生，求同则荣。多样性中蕴涵共同性、统一性、普遍性，多样性是普遍性的存在形式，普遍性是多样性的抽象性质。

　　理论是要立学立派的。理论只要对实践、对社会有指导作用，就有人拥戴，就有人追随，也就自然有名了。理论的名声不是吹出来的，不是靠炒作能得来的，而是来自实践，来自社会，来自大众。中国的理论界应该鼓励成名成家、立学立派。我们的理论家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但不照抄照搬），努力创建中国自己的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遍采世界花香粉，酿造中国发展“蜜”。

　　当代中国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理性表达，是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学问，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声音，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灵魂。

　　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我们的有益启示，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奋斗历程的必然结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提出好的问题本身就是学问。当代中国的理论研究，理所当然地要以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的问题为己任，在研究、解决重大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创新理论，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服务。抓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猫”！

　　我们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十三亿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满怀信心地齐步迈向工业化、现代化，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亘古未有的，是何等壮观的历史画卷，又是何等艰巨的宏图伟业！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自豪，却没有任何理由自满。中国这艘巨轮在驶向未来的汪洋大海中，必然会遭遇太多的惊涛骇浪，太多的暗礁，有太多的难题需要我们去破解。可以说，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理论，需要理论的大繁荣、大发展，需要一大批思想家来耕耘我们的百花园。

　　大道至简，其意邃远。“纵听五千年涛声，横看七大洲风云。”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