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会像中国一样拥有那么多无证小贩，而且他们随时与城市管理者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冲突。

“追求更为便捷或更好生活是人本能，当乡村与城市之间差距甚大时，人们自然会涌向城市。”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中国观察专栏前学者高嵩说，“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是中国长期二元社会体系下所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漫长历史上，城市不发达也是重要因素，这种上千年的历史欠债要在短期内改变，矛盾的累计自然不可避免。”

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的着西方社会曾经的巨变阵痛，但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挑战——如此多的人口，要在如此短时间希望实现城市化。北京大学电子政务研究院院长杨凤春表示，种种情况体现出了中国现实社会的尴尬，因为许多呼吁和建议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与实践，或者说政府似乎一直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

                                                                    “鱼笱效应”加剧城乡差别 

一条条溪涧、一道道山梁……锁住了乡村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也锁住了当地老百姓致富的门路。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云南省会昆明市下辖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劳动力大县，其拥有大约20万劳动力，其中7～8万为富余人员。

“2011年全县的劳动力输出任务是2.3万人，至4月底已经完成了9800多人。”禄劝县农民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钱卫东说，“在本地没有更多的企业吸收劳动力的情况下，他们出门打工，进到城市用各种方法赚钱的情况很难改变。”

位于滇川交界的禄劝，县域道路交通建设起步晚，基础设施薄弱，直接制约着经济发展。虽然2006年以来禄劝县也达到了乡乡通油路，道路状况得到一些提升，但建制村道路面临着许多严峻考验。尽管昆明市在“十一五”道路实施方案中将禄劝道路建设的直接补助提到85%，但需要县自筹的15%也很难完成，造成村级公路建设存在严重资金不足，很多项目得不到实施。

事实上，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瓶颈”，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通讯不畅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规划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要涉及饮水、架电、修路、文化、公益事业等。

钱卫东表示，云南全省几乎都有着同样的情况，如果农民们能够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去找工作，而不需要政府帮助当然最好，但是情况不可能是这样，他们对政府既信任、又依赖，“有一点需要说清楚，政府所组织出去的劳动力，基本都是进到工厂、企业有秩序地上班，没有一例是让他们去城市里摆小摊，做无证小生意的，同时有许多小贩原本就是城市里的穷人”。

“一些人之所以到了城市里会成为小贩，其实还是因为文化低、能力差，缺乏竞争意识，比如在我们本地搞工程、开办企业，都很难招到有技术的工人，再提高工资都不行。”钱卫东说，“摆无证小摊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他们意识到这样做比打工更自由、更赚钱时，很可能会辞掉原来的工作加入这个行列。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合法经营，的确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个别也包括没有这样的意识。”

高嵩表示，拉美国家那些巨型贫民窟容纳的更多是来自乡村的移民，在中国这种故事每天都在重复，因技能和教育的差异，相当多的外来者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寻找生活的空间，“即便是在纽约、香港那样的国际化城市，‘走鬼’也从未被消灭”。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禄劝县劳动就业部门就开始引导农村青年走出家乡，希望使过去“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20多年来，不仅创造了40个亿的劳务收入，还开拓了农民的视野。其中，由政府部门输出的人数只占30%左右，即潜在的经济价值还很大。

2005年，禄劝县获得昆明市劳务输出综合考核第一名，但一名县领导表示：“拿第一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说明我们的经济不发达。”钱卫东认为，在特定历史时期，政府必须主导劳动力输出工作，但未来经济发展了，政府就应该回归到劳动维权和创建良好用工环境的本位上。

长期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学者熊培云认为，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是一种“鱼笱效应”（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作为个体，农家子弟能够远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却无法救起自己的故乡，故乡难回，正是源于“鱼笱效应”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促成乡村的整体性衰败。

禄劝县皎平渡乡加贡村的阮天翠说：“农村怎么也不可能超过城市，虽然现在政府对农村的关心也很多，但是仍然不能与城市相比。如果农村的交通、医院和学校等条件能够达到城市一半，我相信很多人就不会愿意出门打工了。”禄劝县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这样解释着自己的举动：“城市里工作机会、学校和医院都多，房子、商店和街道都非常漂亮，农村里几乎什么都没有。”“

熊培云称，由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缺口、不合理征地以及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待遇等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输出两万亿元的“贡献”。

“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但很少进行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仅此一项福利，就足以决定大多数有还乡之愿的人继续住在城里。”

                                                                             集中力量办大事？

“如果能有一份好工作，没人愿意这样风吹日晒，还被城管撵来打去。”类似的话语从许多有思考和表达能力小贩中经常听到。

1998年起一直从事小摊贩行当的南京网民“批评家老赵”表示，小摊贩小买卖都是贫穷致富的“支点”，是失败者的缓冲带，无商不富无富不危是个客观规律。

“小摊贩表面上看起来比较自由赚钱容易，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痛苦的工作，城管、保安、卫生、街道、店铺老板、黑恶势力都要管，有时警察也管，还经常看顾客脸色，有人管没人保护，面临着体力和心灵双重伤害，所以小摊贩的眼神总是充满了恐惧和憔悴。”他感慨。

“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城市还会越来越大，这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思路有关。”钱卫东说，“现在全国都有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具体到地方发展就是要先建好各种中心城市，然后再对周边、对农村产生辐射和带动作用。”

他表示，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短期内劳动力还是大量要往大城市、中心城市会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肯定会成为小商贩。

 禄劝县皎平渡乡太平村16岁的祝丽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愿意出门打工，既能挣钱又能学本事，而且他们绝大部分都去了工作机会更多的昆明。”

杨凤春认为，成为城市人和貌似城市人是许多中国农民的梦想，因为1949年以后的二元制格局致使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样的情况并非自然的结果，而是政策强力导向所致；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发展还有些“发展面”的概念，但八十年代以后基本就是“发展点”的现实了，后者例如深圳、广州、北京和上海等，政策导向决定了它们能够积聚大量的高端资源，而其他的地区发展却屡屡受到各种制约。

“中国农村不发达与城市里发生的这些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人的人性、国民性没有发生改变改变之前，大量农民其实是被逼出门的，因为城市文明、现代文明都是农村里没有的，也缺乏赚到现金的机会，农民们对城市普遍存在一种既羡慕、又嫉妒的心态。”

有学者认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主要出路是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即让农民进城”。不过，中国到底要不要让更多农民进城和大力推进大城市化，长期以来似乎也是一种没有定论的争议。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由于外出的农民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多“空心村”、“老少村”，即平时已经没有多少农民居住，或者只有老弱病残在居住，村庄面积很大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浪费和闲置了很多土地。钱卫东证实：“这样的情况并非危言耸听，比如我经常到一些农村里上课培训，看着讲台下面很少有青壮年，同时大家精神面貌不佳的情况，总觉得很心酸。”

熊培云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现有的不合理制度造成所有优势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里，因参军、入学及打工等导致农村精华大量持续外出不归，只剩下‘386199部队’（指妇女、小孩和老人）。”他说，“乡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都是乡村衰败的重要原因，背后的局面就是有想法、有能力的农民纷纷进城。”

                                                                                      可变因素

据熊培云观察，中国与欧洲等国家的差别，除了体制之外，最主要仍在于乡村社会的面貌及其是否可以作为家园继续存在。众多努力和变化集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会扭转目前“农民大量进城做小贩，城管暴力对付小贩”等尴尬局面。”万物消长，一些新乡村社会同时正在形成。最终应当使农民是为选择想要的生活而非只是为了谋生而逃向城市。

但在杨凤春看来，现在中国的城市问题远非城乡制度不平衡那么简单，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把优势资源集中在少数地方，而是公平分配城乡各地，那么现有的庞大利益就会消失，利益集团肯定不会轻易答应。

“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不可变的因素不要硬闯，但可变因素也存在。由于现在管理城市的官员基本都是30年前接受的高等教育，除了所有城市都是一样的面孔，官员们对城市管理的方法也大同小异，因此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随处可见，很少有例外的地方。城市怎么管要由大家而不是市长说了算，教育、培训现有市长的水平和修养也是可行的。除了要求他们不再像小包工头，每天做些拆迁、重建，没有多少技术、智慧含量的工作，更要消除那种没有文化多样性、没有历史感，盲目崇洋媚外的城市建设异相。”

“批评家老赵”认为，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城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型的产物，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这个部门存在，只不过每个时期的叫法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起先在各个城市里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就是现在“城管”的前身。他表示：“翻开中国古代史可以看到的禁令太多，唯一就没有禁过做小买卖的，然而在近代历史上就连续两次，一是计划经济时代，二是现时代。”

“中国的城管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特例，其是被推到第一线的执行者，背负着巨大的行政压力。”高嵩说，“当城市要靠暴力来维护它的光洁时，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城市能否诞生令人温暖的文化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