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体制改革，不仅让农民的“粮袋子”更满，也让农民端上了“金饭碗”，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制度基础。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多数中国人，会有饿肚子的记忆。如今，中国的食物供应及国民营养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小范围的饥荒也很难出现。目前生活困难的绝大多数人在家庭保障机制和政府特殊计划之下，也基本可以解决吃饭问题。

    中国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脱贫计划，也超越了贫困人口对基本食物的需要。

    吃饱饭曾是多数中国人的梦想

    中国曾经长期实行基本食物的配给制。实行这个制度的直接原因是食物供应短缺，其他原因则是农业经营制度缺陷及命令经济体制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力低下。

    1949年前后，以单位耕地面积产量计算，中国谷物生产的效率是现在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内战争结束，粮食产量才有所增加，但因为人口更快增长，中国人只能在“干稀搭配”的饮食习惯下，才能勉强维持温饱。

    因为粮食短缺，1955年国家开始实行市镇居民粮食定额供应制度，到1960年，粮食供应形势严峻起来，定额被调减。粮食定额购买的凭证是“粮本”或“粮票”。那时，对于普通民众，这种票证乃身家性命所系。我记得，那时家乡县城居民每月标准定额是27.5市斤，还主要是玉米、高粱原粮，小麦都很少。未成年人的标准还要低些。因为缺少肉油蛋奶副食，这些粮食实际上不够吃。

    1963年后，基本经营制度没有变化，农业生产效率还是没有改观，粮食仍然不够吃。

    1976-1978年，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由此开始，反映官方粮价与自由市场粮价差异的粮票的价格越来越低，最终到1993年，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使粮食销售的官方价与市场价再无区别，粮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当代中国人吃饭的历史就此翻过一页。

    吃饱饭何以梦想成真

    事实上，农民饭碗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还是制度的问题。一个数据可以就能解释这一切：农民自留地的效率远远高于集体土地的效率。占总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能满足农民20%左右的食物需求。耕地交给农民自己经营，必定提高农业效率。农村土地承包制大范围实行，先在安徽省推开；大范围允许农民自由闯市场的政策在广东率先落地，农产品供应形势立即发生变化，商品数量多了，价格也低了。

    有人说，中国解决粮食问题，与农村土地承包制无关；即使不搞这个制度，只要农业技术进步如期到来，人民公社制度也会带来粮食增产。这个说法完全错了。如果市场不自由，技术的供需衔接必出系统性差错，技术设备的成本必然高到阻碍技术使用的程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是没有化肥、农药，不是没有拖拉机，而是农民难于购买。所以说，批评耕地承包制的逻辑不能成立。

    中国农业因为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其实不只是每亩地的产出大幅度提高，还包括同样的产出所使用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

    按我的大体计算，中国现在据称有4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真正投入农业的大约只相当于1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正因为这个变化，中国食品价格上涨远低于工资上涨，使中国人餐桌上的食物价格相对更低廉，品类更丰富。这个变化还是得益于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职业选择自由。这个道理具有普遍性。

    城市开始“反哺”农村

    不只是饭碗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农村形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得益于城乡关系的变革。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边际效率增长率开始显著收敛于零，但因为国家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在1992年后的一个时期持续快速增长，给城市“反哺”农村创造了条件，一系列改革使中国农业发展获得了新动力。

    2002年，国家确立了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总方针，开始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由此开始，国家开始部署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200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5年之内取消农业税，实际上这个改革提前完成。农民从此不仅不再缴纳农业税和其他附加收费，还开始获得收入直补、农机和良种购买补贴等。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开始推行城乡统一的医保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弊端迈开了关键性步伐。2015年，国家发布了农村脱贫攻坚计划，并从2018年开始显著增加了扶贫投入，确定在2020年贫困农民的收入达到贫困线之上，并满足“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实现全面脱贫。

    此外，近十年里，国家每年在农业农村领域的总投入都在3万亿之上。

    这些改革举措，不仅让农民的“粮袋子”更满，也让农民端上了“金饭碗”，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制度基础。

    提升“饭碗”质量，尚需深化改革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吃饭水平还不够高。进一步提高中国人吃饭水准，还有很大空间。而通过深化农村农业改革，拿下这个空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首先，要进一步降低中国人吃饭支出占总的消费支出的比重，即降低中国经济的恩格尔系数。这个系数目前大约是30%，应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降低到15%以下。为此，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城市化，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更好条件，大幅度降低中国农业成本，让食品价格相对更低廉。达到这一水平，中国将不会再为吃饭发愁，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将发生更积极的变化。

    其次，要把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饭碗当成公共品来看待，由政府协助他们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假定政府给收入最低的1亿人口每周补贴1斤蛋、1斤肉，每年政府花费不超过1500亿元。这个钱数不大，但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给低收入人群发放不可转让、变现的“食品券”，让低收入人群吃得好一些。此举有多重社会价值，这里不一一赘述。此外，还可以考虑以较大比例补贴中小学餐厅，确保学生每天吃到水平不低于当地政府主要机关食堂的午餐。估计全国每年为此支出不超过2000亿。西方有句谚语：人是吃出来的。中国谚语则说：民以食为天。这些说法都很有科学道理，政府在这方面花钱很值。

    最后，要提高中国人的合理饮食教育水平。一些人喜好某些数量稀有、营养价值不见得多高的食品，有的人迷信保健品，但其实际营养价值从未得到科学证实。

    还有人主张发展有机农业，殊不知如果有机农产品作为我国主要食材，因其产量低，要满足国人营养需要不得不开发更多农业用地，反倒会增加环境压力。欧美国家的有机食品产出比例不超过10%。中国政府应该着力满足普通人需要的大宗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保障其充分廉价供应。有机农产品生产应完全交给市场支配，政府不予补贴。树立这些观念，将有利于中国人总体营养水平的提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