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近日发出通知称，除13个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其余城市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引起国内外媒体议论，个别媒体用所谓“撕裂的城镇化”来形容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显然是对中国人口分布大格局“盲人摸象”般的误读。

　　首先，户籍制度改革不是所谓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的“救市”之举。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高增速，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户籍制度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及促进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分布更合理化。这不仅仅包括地域间的人口分布合理化，也包括城乡间的人口分布合理化;不仅仅包括人口数量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应包括年龄段、教育结构等的分布情况。

　　其次，“候鸟现象”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无论中外，农村年轻人都倾向到大城市打拼。一旦留在乡村的老年人纷纷空巢，即便数量再多，也无法成为产业振兴的人口依托。对于中国而言，人口分布合理化大进程所依托的基本原则，依然应该遵循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说白了，温饱问题解决后，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并非无限大，通过广义上的转移支付，只能够避免局部人口外流带来的公共福利不足，弥补初期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空心化，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市场化人口分布规律。户籍制度改革也只能让局部特定人口流动更加便利，以求激发城市间产业发展政策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优质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和税收、集聚更多人口。这种户籍政策改革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但是节奏把握并不容易，特别是会影响到局部城市的房价涨跌，这也是国内外不少媒体热心于此的原因。

　　与其过度关注大中型城市，笔者认为更应当把政策的触角伸向县一级。事实上，县域人口政策的重要性一点不比二三线城市低。这是能否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县城间的产业争夺和人口吸引，也是未来十年必然发生的城镇化故事。但是，无论是中央的产业政策，还是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服务，都无法进一步细化到县域经济层面，造成了普遍性的县一级人口和产业发展规划缺失、金融服务缺失，乡镇发展指导缺失。好在过去几年，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引导了很多产业和金融资源直接对接贫困县发展，以及数量众多的年轻“第一书记”直接到乡镇、甚至是村上“当官”，在不同层面积累了相当多的县域经济发展经验。各级政府应将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与多样化的自然禀赋和人口分布趋势相结合，从更加立体的角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人口分布合理化的最佳路径。

       (作者是中证焦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