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老家的村子就在国道边上，从部队退伍后在县政府当司机的三姑父就把家安在我奶奶家，算是上门的，与奶奶住在一起，所以自幼便觉更亲了几分。少年时我学习并不很用功，成绩飘忽不定，在兄弟中只能排是末尾的，加上四体不勤，砍柴、挑水、下地干活都远远不如同年龄的孩子，甚至不如年纪比自己小的女孩，乡下的父老乡亲常笑话我读书之外一无是处、一钱不值。

三姑父是个老党员，平时并不苟言笑，但却在我考上全县的第一届重点高中后，私下对我三姑说：我相信这个小侄子读书将来最有希望。

因为父母连续数年供我们兄弟四人念到高中，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桂西农村实在是个异数，到我参加高考时家里已经是一贫如洗，1981年参加高考的报名费家里都拿不出来，结果是三姑父闻讯后帮我出的。上大学后，每每遇到难关时也多得到三姑一家的帮助。

是以满心的感激，一直以来总觉得无法回报。

三姑父退休后也有退休金，几个孩子也都陆续工作，生活并不困难。我偶尔回老家省亲给他带一两瓶好酒，他就会欢天喜地、如获至宝。近几年听说他患了糖尿病，不时出现异常情况，时不常托在老家的兄长送给他些营养费以表心意，他总是在电话中千恩万谢……
而于我的心底，却总觉得尽自己所能的回馈，远远抵不上姑父和其他亲人当年待我走出乡村的恩情之万一。当三姑父终于实实在在离去的时候，这种心境便愈发苍凉，也时常陷入无助与无语中。

当然，在城乡二元化的结构中，我这种体验或许并不是最典型的，但以此来观照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无不当。

近日看到北京媒体报道，说菜价“贵在最后一公里上”，就在南五环外的一家菜农，两口子靠种植三亩大棚蔬菜为生，劳碌一年不过挣一二万元。因为政策和渠道的瓶颈，他们并不能直接进城销售，而必须买卖给批发商，溢价的部分全掩埋在流通环节上，菜农和最重的消费者都变成了冤大头。

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偏远之地更不必细说了。

刚刚经历“蒜你狠”、“豆你玩”的农产品价格异动，大蒜都出现了天价，让城里人也惊了魂，但在蒜农而言仅仅是今年“不赔”了而已，他们也不理解何以大蒜能卖到10元一斤。

就此而言，如果真正考虑反哺问题，主政者有充足的理由去理顺期间的结节。

关于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在庙堂之高者不乏有洞见与举措，学术殿堂中也常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呼吁。但在实际的推动中，反哺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在城市化的浪潮下，城市对农村的掠夺似乎正在以一种更加莫可名状的冷漠行进着。

谷贱伤农，可补贴在某些情况下往往变成了施舍，走不出质变的困顿。在某些地方即使在做着这些反哺的工作，而在意识上仍然把它看成是类似于“施舍”的权宜之计。

实际上，城市对农村的回馈，之所以谓之反哺，就是因为农村曾经养育了城市，而城市发展之后则应尽反哺之责。同时，在我国也只有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才可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谓的城市经济才可能拥有后劲绵延的依托。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应当以无尽的感恩心情与姿态去推动反哺，拆除体制上的藩篱，把城市化的视野提升到城乡的和谐发展，让农村也变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变成散落在中心城市周边的生机勃勃的珍珠，而不是简单空心化、荒漠化而“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