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城市化

所谓“硅谷”（Silicon Valley），是位于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的一块长30英里、宽10英里的狭长地带，大部在圣克拉拉县。在地理意义上，这里并非山谷。它一边依傍旧金山海湾，一边围绕着丘陵，称其为“谷”，似有些勉强，但容易记。而且，在经济地理意义上，这里微电子工业云集，是一颇有特色的经济区域，这些工业的基础几乎都是半导体芯片，芯片的主要材料是硅，因此称之为“硅谷”。自1971年《微电子新闻》首次使用这个词后，“硅谷”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进而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

硅谷的诞生：高新技术激发区域发展活力

“硅谷”是由北到南发展起来的，一路兴起了很多城镇。主要有斯坦福大学所在的圣马特奥、帕洛阿尔托、山景市、森尼韦尔、洛斯阿尔托斯、丘柏提诺、圣克拉拉等市。最南面、也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为圣何塞。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设有斯坦福研究园区（Stanford Research Park），是惠普总公司和“硅谷”早期其他数十家公司的所在地。在其旁边的帕洛阿尔托市可以看到一群高耸的办公大楼，那是一些风险性创业投资公司所在地。这些公司为高科技产业的工程师们提供资金，以便于他们以新技术为基础，创建与繁衍公司。由此向南是山景市，这里是快捷半导体公司的发源地，并由此衍生出若干公司。再向东南约数英里处便是今日“硅谷”的心脏地带。该地的森尼韦尔、丘柏提诺、圣克拉拉等城市聚集了数百家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公司的总部就设在圣克拉拉市，距其不远处还有先进的微器件公司。该市右边是帕洛阿尔托丘陵，是新发迹的百万富翁们居住的地方。附近的丘柏提诺市，有苹果公司和其他新设立的公司。

“硅谷”的兴起，是与斯坦福大学和该校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 Terman）分不开的。特曼在斯坦福校园中长大，父亲是斯坦福著名的心理学教授。特曼在斯坦福大学读完机电工程学学士课程后，转赴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机专业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受导师的影响，认为大学应该是学以致用的研究发展中心，而不只是一个象牙塔，工程学教授应与技术公司紧密联系。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后，他准备应聘在该院任教职，但一场大病使他无法前往任教，只好留在帕洛阿尔托养病，病愈后阴差阳错地做了斯坦福大学的无线电工程教授。在斯坦福任教期间，他就一再倡导与鼓励理论研究与实际需要的结合。在他的积极鼓励下，他的两个博士研究生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于1938年在帕洛阿尔托市一间旧车库中创办了惠普公司，主要研究制造无线电元件。二战期间，急需电子产品，刺激了公司的发展。1942年，惠普的员工已增加到100人，每年营业额在100万美元左右。此后不久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又创立了瓦里安公司，该公司发明了真空管，为研制空中雷达和微波技术做出了贡献。

二战期间，特曼在东部哈佛大学曾主持一项雷达系统研究，属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1946年，他回到斯坦福任工程学院院长，不久升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他雄心勃勃，立志要使斯坦福成为一流高等学府，而且要在推动西海岸科研工作中干出一番成绩。1946年，在他的倡导下，学校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但因经费拮据，难以顺利进行科研工作。不过，斯坦福大学校园面积很大，可以利用。如何利用呢？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当初创立这所大学并捐献这块面积为8800英亩土地作校园时，曾在遗嘱中声明不准出售这些土地，但并未明确限定可否租让。特曼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灵活”处理，提出高技术工业园区设想，这样既能以土地出租的变通手法为学校增加收人，又可沟通并加强学校的研究部门与租用园区土地的公司之间的学术及业务联系。这样，斯坦福大学于1951年创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走出了科研与实际相结合的一大步。

硅谷的崛起：产学结合开创知识经济

惠普公司和瓦里安公司捷足先登，率先在斯坦福园区租用土地，建立工厂。对于这两家公司来说，此举也大有益处。靠近斯坦福这一学术研究中心，使他们及时地得到最新信息，交流相当方便。这种做法很快盛行一时，到l960年，园区内租用土地的公司已达32家，1970年再增至70家，到70年代末，园区内655英亩土地已告售罄。园内的90家租地的公司大约雇用了2500名员工，全部从事高技术工作。斯坦福旋即成为美国高技术园区的典范。租用土地的丰厚租金，使得斯坦福有足够的资金聘用著名教授，改善教学科研设施，因而自60年代起崭露头角，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学。就这样，斯坦福大学也就成了“硅谷热”的温床。

“硅谷热”创始阶段的另一有影响的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教授。肖克利曾受聘于设在东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中心，那里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研究中心。1947年，肖克利与另两名同事合作发明了晶体管，1956年，肖克利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不过，在获得此项殊荣的前一年，他已辞职西迁，在颇有发展前途的“硅谷”创办肖克利晶体管公司。当时，东部有8位杰出的青年学者慕名聚集在肖克利靡下，这些人成了开创“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先驱。他们都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和商业意识，不出几年，这些人便相继离开肖克利自行组建公司，开创自己的事业。在他们各自的努力下，快捷半导体公司、雅奈联泾电子公司、英特尔公司等相继问世，开创了“硅谷”变形虫式繁衍方式。到1980年，仅快捷半导体公司就繁衍出起码有40个公司。

在这些研究所和公司的带动下，60年代兴起了一股不可遏止的“硅谷”热潮。一些全国著名的大型公司如IBM，Zero，ITT等均在“硅谷”设有分部，洛克希德公司和威斯汀豪斯公司也在“硅谷”设立分厂。舒适的气候、宽敞的空间是理想的条件，靠近大学和研究部门使其吸引力更增几成。而且，一旦众多高科技公司在此安营扎寨，这里又形成信息与技术高度密集的独特环境，更宜于高科技企业的生成与生产。60年代末，联邦政府国防开支削减曾一度影响到“硅谷”的电器工业，但70年代后，电子游戏机、个人电脑、无线电话、电子表及其他非国防性电器产品开始大批生产，将“硅谷”再度推向高科技研究与生产前沿，生产能力不断增强。1950年，圣克拉拉县仅有800名制造业工人，并且大部分从事食品加工，但到1980年，它已成为拥有3000家电子公司，26.4万制造业工人，年营业额超过400亿美元的高科技工业复合体，跃居为全国第九大工业生产中心。

“硅谷”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优秀人才云集之地。仅这块弹丸之地就有6000多位博士，占加州博士总数的1/6，而加州又是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密度最高的州。“硅谷”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地区。在圣克拉拉县，一个中等家庭年收人超过3万美元。用《幸福》杂志的话来说:“圣克拉拉县在大批量地孕育着百万富翁。”根据该杂志的统计，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帕卡德持有该公司的18.5%的股份，休利特持有该公司9.1%的股份，其价值在美国企业家排行榜上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与“硅谷”的崛起相一致的是，该地人口剧增，到1980年，圣克拉拉县已成为海湾地区人口最多的县，达130万，几乎相当于1940年的10倍。

硅谷的教训：快速城市化的社会失衡

作为一个勃兴的区域，“硅谷”当然也有其弊端，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昂的房价。“硅谷”似乎是一片风和日丽的乐土，充满黄金般的机会。这种生活当然令人向往，于是移民不断涌人，使其人口一增再增。随着人口的增加，房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起初，“硅谷”本是农业区，只要砍伐果树、填平麦田，就可建造房舍，供人居住。但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最初是建新房速度跟不上需要，最后连建房的空间也变得紧缺。结果，人口众多而住房缺乏，导致房价暴涨。1970年，售价在2.5万美元的活动房屋，到1980年售价上涨了4倍。房屋的分期付款比例也大幅度提高。为了弥补高昂的住房费用，招揽上乘的科学人才，很多大公司不得不提高工薪。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还不得不提供校方住房补贴以吸引一流教授。这种高工薪和住房补贴的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住房价格的增长，造成恶性循环。

高昂的住房价格对“硅谷”的科学家、工程师及董事经理的生活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它提高了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对低收人的普通工人来说，住房价格往往难以承受。一般的中等收人者不得不迁人以前黑人和墨西哥人聚居的东帕洛阿尔托和圣何塞市，又使那里的房价上涨。结果，在当地很难雇佣到低收人的工人。一位电器公司董事戏言：“在此地找个百万富翁不难，遍地都是。”

第二，贫富悬殊现象严重。“硅谷”的南北两个地区之间，贫富悬殊现象极为明显。北部大部分为工程师、科学家、董事经理等高薪阶层，南部则聚集着中下层收人者，其人数占“硅谷”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1980年，家庭收人的中间数在圣何塞这一中下层集中的城市是22886美元，而在北区则高达48000美元。在南区大约有7%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富差异在居住区上的分野，与“硅谷”的历史有关。“硅谷”最先发源于斯坦福工业园区，然后才逐渐向南部的圣何塞发展。北部地区如帕洛阿尔托、山景市、森尼韦尔及丘帕提诺等市，相继被各大公司所“占据”，最后仅剩下圣何塞市供普通工人居住。中下层居民集中的地方，税收能力低，因而也就没有余力进行市政设施的改善，在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开支更显拮据。这样，居住区由于依贫富划分，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部的繁荣是以牺牲南部为代价的。

“硅谷”的中下层即生产工人，大部分是西裔（主要来自南美和墨西哥）和亚裔（主要来自东南亚）以及黑人。在这个群体中，又以妇女的地位为最低。这些工人的工资一般都在4.5美元/小时，几乎就是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工人又往往无力与雇主就报酬问题讨价还价。因为电子业产品的制造通常无需会讲英语，容易找到工人，各公司不愁劳动力来源，只需付很低的薪水，便可从“硅谷”南部招募到大批工人。在工人方面，又很难组成工会，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硅谷”的特定环境决定的。“硅谷”工人基本上都是外来人，彼此有国籍、地区、种族、文化诸多差异乃至隔阂，难以组成工会。而且，“硅谷”的主要产品都小而轻，运输和搬动费用不高，完全可以在“硅谷”研制，而在其他地方生产。如惠普公司在70年代末时仅有一半雇员在圣克拉拉县工作，其他都在外地。公司还在距“硅谷”100英里以外的圣罗莎市和罗斯维尔市设立分厂。其他公司还计划迁往美国西南部如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甚至亚洲和拉丁美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3年，阿塔利电子公司决定将其工厂迁至亚洲，辞掉了当地1700名工人，一向沉默的工会竟然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请求保留该厂。

第三，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东部烟囱林立的老工业区相比，“硅谷”的微电子工业似乎应“干净”一些。但实际上，“硅谷”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决不亚于东部老工业区，而且有些问题难于根治。最明显的问题是空气污染，“硅谷”居民约90%以上都是自己开车上班，往返于“硅谷”南、北两端的人很多。汽车不可避免地排泄大量废气，而且，生产芯片过程中溶媒也产生大量蒸汽，再加上每天排放的其他有机废气共达25吨之多。这些废气在阳光照射之下，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烟雾。由于“硅谷”地势较低，这些烟雾和汽车排泄的废气往往滞留不散。汽车的大量使用又使交通拥挤的矛盾日益突出，铺设新的高速公路缓解这一矛盾又不可能，因土地已被占满，无地可用。

与空气污染比起来，另一种不易察觉，且对人体有致命危险的是水的污染。70年代末，已陆续在“硅谷”居民用水的井中检测出有毒化学物质。在南圣何塞，快捷半导体公司于1981年发现，在其启用仅4年多的化学储槽附近的水井受到污染，其井水中三氯乙烯的含量高达国家卫生部门规定标准的29倍！在附近居住的居民中，已有几十件畸形生产的案例。其他半导体公司的化学槽也有不同程度的泄漏现象。尽管后来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这种污染已给素以高质量生活著称的“硅谷”罩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尽管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硅谷”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云集、信息灵通的经济区，仍拥有相当雄厚的潜力，并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只是在具体结构上已有调整。因为高科技产品体积小、重量轻、容易运送，可以将科研与生产在不同地区进行，因此，很多“硅谷”公司正在将其下属工厂迁往外地，而只保留总部和科研中心在“硅谷”。这样，“硅谷”正成为一个以脑力劳动为主，高科技研究机构、学校、管理人员等集中的地区。“硅谷”所开创的高科技区亦为其他地区所模仿，“硅原”、“硅山”、“硅沙摸”相继涌现。类似的区域80年代末在全国已有12个，其中西海岸拥有4个。它们是:波特兰的“硅森林”、西雅图、奥兰治县以及“硅谷”的原发祥地。

（摘编自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

‘硅谷’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优秀人才云集之地。仅这块弹丸之地就有6000多位博士，占加州博士总数的1/6，而加州又是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密度最高的州。‘硅谷’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