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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投资与资产配置策略峰会举行 樊纲主讲、李津逵主持
时间:2018-10-30 16:20:06  来源:城市化网 

    城市化网讯  10月20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与资产配置策略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化委员会荣誉顾问樊纲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他从中美贸易摩擦将如何发展、贸易摩擦与去杠杆叠加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与未来走势等多维度剖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及未来发展。本次大会主持人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济资深研究员、城市化委员会副主任李津逵老师荣誉担纲。

    本次峰会有两大主题:第一,宏观经济的分析与研判;第二,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与发展机遇解读。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分别就中美贸易摩擦的宏观经济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演变等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认为,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将倒逼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内市场将继续扩容并发挥更重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核心增长引擎,有望成为比肩纽约、旧金山、东京等三大世界级湾区的国际都市群,吸引更多价值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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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贸易战将倒逼中国加速改革创新,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设计

    樊纲教授在论坛主旨演讲中表示,美国此次发起的贸易摩擦兼有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双重考量。在经济层面,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越来越大。樊纲指出,中美贸易逆差根源不在中国,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人的低储蓄率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要求,同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出口也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原因。在政治层面,贸易战的本质不在于减少美国贸易赤字,而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樊纲认为,美国长期以来都以全球最强大国家自居,并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加之国际关系领域“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存在,认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有大国,而现有大国也必须回应这种挑战。因此,美国有了很强的动机挑起贸易摩擦,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围剿中国经济发展。

    贸易战将如何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的遏制?樊纲表示,从历史来看,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美国政府为了遏制失业大潮的压力,于1930年6月17日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大约2万种进口商品开征高额关税,从而导致了著名的经济大萧条。不过樊纲认为,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本身对双方都有负面影响,但对双方的影响都有限。短期内,摩擦的主要影响是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中国对美国出口只占20%,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较低,经济层面的影响有限。在一定程度上,相比美国近年来制造业的相对衰落,我国国内已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汇率调整会缓冲抵消一部分出口的压力。

    樊纲同时认为,本轮贸易摩擦对中国也有利好的一面。首先,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那么由特朗普总统发起比其他任美国总统发起更好,因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更注重利益交换,善于讨价还价,因此中美两国有更大机会坐到谈判桌前应对双方矛盾;其次,美国正在逐步退出全球多边治理框架,最近正在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对多边主义的信念将扩大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第三,最重要的是,贸易摩擦事实上将推动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技术创新,警告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再抱以幻想!

    面对挑战,樊纲认为,中国一方面要避免成为发起争端的一方,明确应对贸易摩擦的底线;而另一方面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强大自身能力,这主要包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国内市场,加快创新体制的建设,进一步开放市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同时强化多边主义的世界体系,争取获得更多的全球性支持。樊纲预判,中美贸易摩擦将成为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开始,是中国经济由量变向质变转换的里程碑。我们将由过去以引进和模仿为主的模式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方向发展,创新将会是未来发展的主旋律,而产业持续创新的机制,最根本的不是政府组织,而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制度条件。他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股权化和资本化,政府补贴不重要,产权激励最重要。只有知识产权股权化,才能成为创新者不断创新的长期动力;只有知识产权资本化,才能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投资于创新活动,把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的领域中来;凡是有利于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金融体制,发挥主体部分都应该是充满活力又规则严明的直接融资(即风投、创投、PE等)的资本市场。

    对于贸易摩擦最终“谁赢”的问题,樊纲认为从历史来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的国内市场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他说,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的确是消费太低而储蓄太高。我们已经到了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的新阶段,国际市场(美国毕竟是最大的国际市场)的收紧,迫使我们的企业更多地重视国内市场的开发,他对国内市场的扩容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消费信贷与金融发展、市场与商业本身的创新(互联网、电商),以及低收入阶层消费的较高弹性和新一代“有钱人”的开始退休,宏观消费率将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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