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落后、荒凉，读高中时，必须翻过大大小小7座山，步行六七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学校所在的镇子……在那个年代，对于已经当了两年民办教师的赵耐元来说，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转正，成为公办教师，堂堂正正地吃上一口“公粮”。

       走出大山，还能去首都北京上学，这都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幸运的是，1977年的高考，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人物：赵耐元

 

       高考时间：1977年

 

       就职单位：中国铁通山西分公司

 

 

       现年60岁的赵耐元出生在吕梁市中阳县牧峪村，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偏僻、荒凉的村子，隐藏在大山深处，在整个县里也是穷得“挂了号”。全村总共也就30多户、100多口人，村子里只有小学，还是只能上到三年级，四年级时赵耐元就不得不到公社所在地去上学了，那里离他们村有10里地。等到上高中时，因为他们公社没有高中，他必须翻过大大小小7座山，到距离他们村70里地的另外一个公社，每次都得走上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那时的高中只上两年，然而，这两年却给赵耐元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73年，16岁的赵耐元顺利考上了中阳县暖泉公社暖泉中学，这所中学已经成立有一年，赵耐元是第二届学生。当他到达学校时才发现，学校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他们就在一个简陋的棚子里上课。因为离家太远，赵耐元基本上一个月才回去一趟。每逢周末，他就会和其他不回家的同学一起帮学校盖房子。搬砖、烧砖、当小工……到高一后半学期时，赵耐元和同学们终于有了上课的教室。此时，已是秋天，天气越来越冷，新建的教室里阴冷潮湿、寒气逼人。“那会儿也不像现在，没有暖气，更不用说空调了，我们60多个同学就靠一个铁炉子取暖，柴火还得我们自己去找。”赵耐元回忆，“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脚上穿的几乎都是布鞋，能穿上件黄大衣那就算条件好的了。坐在教室里，一个个都是蜷着身体，实在冷得不行了，就站起来跺跺脚，搓搓手，一个冬天下来，很多同学的手、脚全都生了冻疮。那会儿卫生条件差，也没有什么药，实在熬不过去了，就用热水烫一烫。”

 

 

       外界环境的艰苦或许忍一忍就过去了，那时，最让赵耐元难以忍受的是挨饿。“那会儿供应短缺，学校基本上是两顿饭，一顿是高粱面窝窝头，一顿是豆面、和子饭，经常吃不饱。”赵耐元说，因为吃不饱，他们很多人养成了喝面汤的习惯，用汤撑肚皮，一个个都撑得快要走不动路，可肚子里没有“实在货”，一泡尿的功夫就又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因为吃不饱，赵耐元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他带点儿干粮。“要么是炒面，就是把莜麦炒熟了，磨成面，吃得时候，拿开水一冲，搅和起来就能吃，方便。要么就是把窝窝头切成片，烤干了带着。”赵耐元说，“就这，也不是说想带多少就带多少，还得看家里的情况，即便有足够的粮食，上学路途遥远，也只能量力而行，根本不够吃。所以，每个月都得精打细算，尤其是快到月底的时候，更得盘算好了，就怕熬不过去。”

 

       有一次回家，正好赶上下大雪，路上湿滑难走，赵耐元和四五个同学刚走了一半的路程就饿得扛不住了。“本来就好几天没吃饱，想着就是回家拿粮的，没想到路那么难走，消耗的体力也多，几个人歇着歇着就都哭了，那种滋味要不是亲身经历过，你根本想象不出有多么难受。”赵耐元说，后来，他们硬挺着走到了一个村子，遇到一家好心的村民，给他们每人做了一碗“抿圪斗”，这才又有力气坚持着回了家。“那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爽口的饭。”赵耐元说，那一天，原本6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10个小时。

 

       在赵耐元的记忆里，那个年代最好吃的应该是5分钱一个的烧饼，然而，因为囊中羞涩，他也只能远远地看上几眼。“高粱面窝窝头估计是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了，因为面磨得粗，吃的时候会拉嗓子，经常都是硬着头皮往下咽。”赵耐元笑说，“那会儿每天吃的都是粗粮，天天吃、顿顿吃，吃得人都觉得恶心，而且没有什么调料，就连醋、酱油都没有，吃面的时候能撒点儿辣椒面、放点儿咸盐就很好了，没想到现在吃杂粮倒成了一种时尚，而且各种调味品也多了，特别是年轻人，还觉得蛮好吃的。”

 

 

       1975年，赵耐元高中毕业后，因为学习刻苦，被公社选派到57农校当老师。“说是学校，其实，也没有明确的教学内容，学校里有牛、驴、马，还有地，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学生耕种、锄地、收粮食、喂牲口，没上过一天课。”赵耐元回忆，农校干了一年后，正好赶上国家鼓励各个乡镇办高中。“也没有什么公开的选拔、考试，完全靠推荐，我家是贫农，再加上上学时学习也不错，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就被推荐当了民办老师。”赵耐元说，这一年是1976年，因为上学时数学、物理、化学学得不错，所以主要教这3门课程。

 

       “高中毕业教高中，现在看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可在当时那个年代，确实就是这样的，我的好多学生年龄都和我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大。”赵耐元说，在自己的同学、朋友圈里，他还算是比较有思想、有理想的一个，很多人没怎么上过学，可能不到20岁就已经成家，和祖祖辈辈一样，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也会像他们一样，很是沮丧，成为民办教师后，就觉得有些奔头了，最起码不用再和祖辈们一样，继续耕田种地了。那会儿，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转正，成为一名公办教师，那就意味着我能端上‘铁饭碗’，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赵耐元回忆，“当时，我们的工资就是挣工分，公办教师比民办教师能多拿点儿工分。”

 

       1977年11月初的一天，公社领导从县里开会回来，传达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让赵耐元很是兴奋：“从1966年开始，十多年都没有组织过高考，一下子又恢复了，对于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机会。那会儿汾阳师范在当地是很吃香的，因为从那儿出来，就意味着能转正，能成为公办教师，所以根本没想着能上大学，就想着哪怕是考个中专，只要能分配、能转正就行。”此时，距离高考仅剩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复习资料，没有参考书，赵耐元就抱着仅有的几本课本盲目复习起来。

 

 

       单纯地“转正”思想让赵耐元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考试前填报志愿，外省的学校他一个都不敢想、不敢报。此时，他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中阳县城，没能走出大山。

 

       “考了多少分不知道，分数线是多少也不知道，报的全是省内的学校，收到的却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幸运之神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眷顾了我，直到现在，都感觉像做梦一样。”关于高考，赵耐元用“稀里糊涂”来形容，他甚至想不起具体的时间，只记得当时已是冬天，报的是理科，考了3门。

 

       记忆深刻的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已是晚上八九点了，赵耐元已经躺在炕上准备睡觉了，突然听到村里的喇叭在广播：“赵耐元、赵耐元，你已被北京交通大学录取，赶紧到大队来领通知书。”“当时，就像是被雷击了一样，噌地一下就从炕上跳了起来，直奔大队。”赵耐元说，那一夜，他失眠了，是21年来第一次失眠，兴奋、激动之余，对未来又充满了期待。

 

       “全县有几百人考试，初选入围的只有3个，最终通过体检、政审的只有2个，另一个上的是山西大学体育系。”赵耐元说，这些也都是很多年后他才知道的。赵耐元笑着说，是自己运气好，误打误撞给考上了。但细细回想起来，赵耐元觉得高考的成功还是得益于两年的民办教师生涯，让他没有把学校学习的知识荒废了，而且一直在巩固、加深。

 

       “最后录取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完全按照志愿来，而是根据大家的成绩，够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能上北京的学校，说明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赵耐元说。

 

       就这样，赵耐元走出了大山。第一次坐火车的他因为没有买上座票，又担心丢了行李，就在车厢交汇的过道里站了一路。“那会儿的火车也比较落后，走风漏气的，估计是吹着了，一到学校就感冒了，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赵耐元说，大学时，他学的是有线通信专业，1982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太原铁路局临汾分局临汾电路段，从一线的技术人员到通信副段长，再到中国铁通临汾分公司经理。这期间，他结婚、生子，2005年，又被调到太原，担任中国铁通山西分公司副总经理，一直到2016年退居二线。

 

       这一路走来，赵耐元很是感慨：“要没有高考，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种境况，也许还在小县城里当老师呢，是高考让我走出了大山，是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