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既是改革开放40年间的“贡献者”，也是“受惠者”，背靠内地巨大的经济体量，加上自由经济制度的良好基础，香港成为全球主要的服务业中心，并为内地提供世界一流的生产性服务，也从一个区域性的金融市场华丽转身，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他认为，香港在国家全面改革开放、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可以持续发挥作用，这个作用不局限于为人所知的经贸、金融、专业服务领域，而是更多元的，特区社会会继续巩固扩大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不仅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不仅要引进资金和现代管理经验、技术，更要将科技和国际联系引入内地。

　　那香港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又将如何融入大湾区发展，这其中又面临哪些障碍，又该如何破局？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交通是关键

　　证券时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给香港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香港应该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梁振英：首先，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开始，香港和广东在经贸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关系就非常密切，广东的珠三角地区充分利用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以及建立的全球经贸网络，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且富有竞争力的轻工制造业。两地之间合作早，合作历史长，合作效果好，这是我们搞大湾区建设一个很好的基础。

　　另外，交通便利是一个重要前提。9月23日广深港高铁开通，香港与深圳东部连接的莲塘/香园围口岸预计半年内开通，将会是首个采用人车直达措施的口岸，也是香港、深圳之间第七个陆路口岸，加上即将开通的港珠澳大桥，一年时间内，有三条大动脉相继开通。这三条大动脉的开通，两地在通关上都作出了创新，比如广深港高铁实施“一地两检”，既创新也意义重大，香港和广东的往来会更密切。我们讲到发展首先要讲交流往来，而交流往来的前提是交通，两地往来更便捷，无论是在经济、文化、教育或民生问题上，都给香港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也能更好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便捷流通。

　　香港居民，包括学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不要将视野和生涯规划局限于香港，香港很多学校在广东都有姐妹学校，将来中小学生可以更多更好地交流，比如随时打一场友谊球赛，当天来回。青年学生对内地的认识要从小培养，未来甚至不排除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尤其是退休半退休的香港居民选择去大湾区定居，这也是融合的大趋势，是历史的潮流。

　　在经贸方面，香港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桥梁和地区总部作用，我经常鼓励国外的机构，如果仍然未有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现在可以考虑先设一个点，一个本国经理，一个本地助理，加上一个秘书和一个司机，成本不高，可以每天来回。当天来回，可以对大湾区11市近七千万人口全覆盖，对这个建议，很多外国企业和在香港的商会也认同，并且也开始这么做了，这样既有利于控制成本，也更好地利用大湾区的优势，香港也能推动大湾区的广东城市进一步走出去，和国际接轨，成为国际上有竞争力、有创新能力、有发展动力的湾区城市群，所以建设大湾区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规划。

　　证券时报记者：您刚刚提到香港居民去内地定居，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还要向内地缴纳个税，而内地个税比香港高出约3倍，这也被外界称为“个税墙”的税制差异，您怎么看？

　　梁振英：关于税收问题，我们也很关注，其实过去我们提过很多意见，比如广东要吸引一些人才，包括科技人才，是不是在税收方面给香港居民一些减免，如果没有的话，这会影响到譬如两地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因为内地税率高，那么香港的科研人才不会到内地去工作。那是否能在大湾区的某些领域实行“港人港税”政策，我们接下来也会去探讨和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所以在大湾区发展中，港澳和内地融合也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又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

　　梁振英：粤港澳大湾区和世界其他的大湾区还不太一样，像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都是一国一制零海关，我们是一国两制三个海关。

　　这种障碍首先来自于通关，我希望手续能够尽量简化，尽量減少三个关税区对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影响，同时符合一国两制的方针、符合基本法，这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另外港澳和珠三角9个城市群之间还存在规划和实施上的协调问题，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来统一协调，由中央统筹，要有全局观、战略观，并明确各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等问题。

　　香港将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香港能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目前又做了哪些工作？

　　梁振英：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长期国际化的城市，所以香港的功能是“超级联系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可以通过香港走出去，也可以通过香港引进来。

　　比如香港在金融、保险、航运、物流、法律制度、专业服务乃至科研等方面与国际高度接轨，拥有熟悉国际市场、了解国际规则的专业服务人员，香港有超过20个主要的外国商会，代表了大批世界各国的大小企业，内地企业到香港，可以集中、高效地与各国外商洽谈业务。

　　外商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内地，那么香港可以作为一个基地，这里有精通中外业务、懂两文三语的人才。

　　举个例子，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成立于1810年，有着200多年历史，自1901年起就负责评审和颁发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后来这所医科大学想到国外设立研究室，他们很希望能和中国合作，但是到内地城市和大学调研以后，他们觉得在文化、沟通上还是有障碍，不适应。在我还是特首时我去正式访问，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信息，我说你想和中国合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中国优势，同时香港实施的是另外一套制度，也有“两制”优势，加上香港的文化语言都与世界接轨，卡罗琳医学院可以来香港设立分支机构。2016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首个海外分支机构在港开幕，这是他们200多年历史里，第一次离开瑞典。

　　这说明什么呢？香港这个地方很小，我们精力有限，我们没有全面的科研力量，但是在某些领域，如果国家需要的技术香港没有的话，我们利用香港的关系可以去外面找，发挥双向联系优势。

　　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在柬埔寨推行一个“柬埔寨磅湛省消除白内障致盲行动”，该行动的目标是在18个月至24个月内为磅湛省8000~10000名白内障致盲病人完成复明手术。这是“民心相通”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香港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项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体现中柬人民之间的共享精神，不断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这是香港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举措。

　　证券时报记者：毗邻港澳一直是广东对外开放的最大地缘优势，但香港的经济规模已远被广东省超越，甚至很快被深圳、广州超越，您认为，香港在连结中国内地与全球市场方面，未来是否会持续发挥作用？

　　梁振英：这个问题很好，我希望通过此次采访能够突出一个重点，就是香港在国家全面改革开放，在“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可以持续发挥作用，不局限于为人所知的经贸、金融、专业服务领域，而是多方面的，香港这个重要作用应该受到重新重视，为什么说重新？因为40年前开始内地向香港借鉴学习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很多内地官员来香港参加各种培训班，内地也邀请香港的专家学者到内地讲课，双方就如何改革、如何开放往来密切，近年我们在经贸、投资、金融业务上依然往来密切，但内地过来香港借鉴学习的活动少了。

　　改革还未完成。比如内地证券市场，虽然规模发展起来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市场非常活跃，但是管理技术和水平要继续努力，金融市场也是一样，毕竟历史短，经验浅。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认为这40年的改革开放有三个精神不能忽视：一是攻坚闯关的精神，从理念上政治上都有突破；二是艰苦奋斗；三是借鉴学习。

　　证券时报记者：您刚谈到内地证券市场管理方面有一些问题，那您如何看待内地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竞争与合作？

　　梁振英：首先，内地市场很大，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企业的体量很大，比如最近来香港上市的企业，大的市值有千亿港元以上，市场大了大家就不必争了，大家可以去开发新的市场、新的业务，而且竞争本身没有错。

　　不仅是证券市场，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历史也很短，因此在基本功方面不扎实。基本功是什么呢？无论证券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都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买卖双方根据全面、及时、公开、准确的信息来做判断，买还是卖，什么价钱，什么时机，现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信息还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基础工作还包括相关法规和市场管理机制的完善等。

　　改革没有止境，我们不断往前走，有基本功的问题，也有深水区的问题，那香港的角色就是在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中持续发挥独特作用。

　　香港要集中优势追赶科创 配合国家发展大局

　　证券时报记者：与内地相比，香港的科创氛围近年来表现比较低迷，尤其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显得有些落后，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梁振英：这主要是我们过去的发展理念问题，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香港不能搞科技，搞科技是要赔本的。但是近年来我们认识到，香港虽然不可能在科技创新的每一方面都做，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城市在科研领域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可以尽香港所长，集中优势在一些擅长的领域和国家发展大局相配合。

　　证券时报记者：市场上有种说法，觉得香港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过度辉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它在互联网科技方面的发展，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梁振英：金融业只占香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金融业本身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们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很多金融的门类我们还没有做。

　　举个例子，房地产融资，大小银行都可以做，但如果有艘油轮去跟银行借钱，做抵押，银行会做吗？不一定。银行想做，银行聘的律师会起草抵押文件吗？有人会做轮船的评估吗？同样的，关于航空融资、海事融资、保险问题等，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还有贸易和物流占GDP的25%，旅游占5%，专业服务占5%，剩下的47%就是一条长长的尾巴，这条长尾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产业，我们都可以发展起来，包括科技方面。

　　2015年香港就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港府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一直在努力，包括财政上大力支持科创产业发展，过去香港科研多集中于基础性研究，现在可以多做一些应用性研究。现在香港社会科创氛围已经起来了，中央和内地省市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比如香港和深圳共同开发两地之间的“河套地区”，深港科研合作在这里也大有文章可做。

　　鼓励香港青年走出去

　　证券时报记者：内地已经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对未来经济的巨大影响，香港作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您认为香港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吗？

　　梁振英：香港一直以来是个移民城市，我们的人口增加主要不是靠出生率，外来移民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出生率低不等于人口增长率低，总的来说香港人口是增加的，目前有740万。当然香港同样也面临老龄化，这是人口结构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多生几个就会解决的。

　　证券时报记者：未来两地融合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青年人，但是就目前来看，香港青年人来内地工作意愿不强，将来会改善吗？

　　梁振英：这些年来香港政府也在努力让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少年有机会去内地，除了组织他们到现场去看看外，我们还要在学校、在社会上，多做宣传教育的工作，开拓他们的视野。

　　随着内地不断进步，创新科技在大湾区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交通往返方便，粤港澳大湾区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大更好的舞台。举个例子，香港科技大学有个很好的航天工程本科专业，如果学生毕业后坚持要留在香港工作，只能在机场做飞机维修，如果要去参加飞机零部件的研发、航空器的设计和生产，就必须要离开香港走出去，现在内地就在提供机会。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谈谈您对香港未来的愿景？

　　梁振英：展望未来，特区社会会继续扩大和巩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考虑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这个“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包括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用改革的精神和气魄做好和实施大湾区的规划，积极作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前途无量，我十分羡慕香港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