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40年来，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成为全面发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社会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作出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重要指示。从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深入推进，社会学的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在学科设置方面，中国社会学现已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多个学科方向。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仅有三四所高校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发展到约有100所高校设置本科专业、70多所高校设置硕士研究生专业、20多所高校设置博士研究生专业；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仅有4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发展到有300多所高校开设这一专业、100多所高校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已经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社会学关注的课题几乎覆盖宏观社会、中观社会、微观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区建设、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城乡差别与融合、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贫富差距、反贫困与脱贫攻坚、婚姻与家庭、儿童与妇女、老龄化问题等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成就、研究内容和成果之丰富，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社会学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象、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及社会政策等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实践功能。40年来，我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建设人才和治理人才，他们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学术文献和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学能在短短40年里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关键在于不断进行学科自省、理论建构和实践建构。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西方社会学经典著作。那时流行的研究倾向是简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解释我国现实社会问题。这种不加区别的“拿来主义”，难以真实反映问题本质，更难以作出科学解释，往往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学界开始进行学科自省。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其中蕴含的总结新思想、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等主张，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开始进行学科自省。本世纪初，郑杭生进一步提出“理论自觉”，倡导并鼓励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作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正是在“文化自觉”特别是“理论自觉”命题的启示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自觉性和学科主体性越来越强，突出表现为不再满足于简单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现实问题，而是注重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进行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提升和理论建构。例如，上世纪90年代对“单位制”“农民工”“社区建设”“文明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创新”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本世纪以来对“社会建设”“社会体制及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社会服务体系”等概念、理论的阐释与建构，等等。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原创性贡献。

　　除了在学术层面主动进行理论建构和话语建构，中国社会学还积极在实践层面推动社会建构，以理论创新推动社会领域制度、体制、政策、组织和社会服务体系等的创新与发展。在这方面，具有行动科学特征的社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学者们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模式，即作为集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倡导者于一体的角色深入实践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成为推动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建构、社会组织发展和基层政府社会职能转变的重要力量。

　　可见，在学科自省的基础上开展理论建构和实践建构，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快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通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建构，我们得以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实践功能、可与国际对话的社会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开展理论建构与实践建构，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学，以更好服务于我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更好服务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实践。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