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世博工地打工的河南农民工王庆华有个心愿：“希望我和我的孩子也能留在城市生活。”

王庆华离开农村已近10年，“回去很难再干农活了”，何况，“听说家里的地要被征用了”。但一直在城市打工的他从不自认是城里人，“买不起房，医疗报销额要比城里人低，孩子要读高中也只能回老家，至于城市户口，似乎更遥远”。

于是，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身份的两难之中：“回老家，村里人觉得我是个城里人；在城里，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农民。”

在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王庆华们的境遇折射了一种“浅度城市化”：近1.82亿没有户籍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还有多达4000万的失地农民，使我国在“人”的城市化方面显得滞后。

“如果仅为了GDP而进行城市化，土地等要素都城市化了，但人还没有城市化，这不会带来更好的城市生活，反而会带来无穷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如是警示。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6%，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左学金说，这意味着有13.6%即1.8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籍，这些人没有真正城市化。从这个角度讲，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属于“半城市化”，距离“全城市化”还有很大距离。

多方研究表明，从土地方面看，中国的城市化似乎有些“早熟”；从“人”的方面看，中国的城市化明显“发育相对迟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01－2007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

另有研究认为，合理的城镇用地增长系数(即城镇用地增长速度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之比)应为1.12，但据国土部门对国内24个城市用地情况的调查分析，仅1980－1995年间的城镇用地增长系数就达到了1.91，亦即城镇用地增速近两倍于城市人口的增速。

有关研究机构的报告认为，要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关键是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即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地城市的市民身份，并平等地享有与城市市民等同的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承担相同的市民义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

在受访专家看来，“宜居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居住概念，而是指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居住条件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宜居城市”应该具备良好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基础设施等区位环境，应该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文化气息浓厚、生活舒适便捷、交通便利安全、景观优美宜人、公共服务健全的城市。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吴志强说，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完成了30%的人口的城市化，“我们还要思考后面30年该怎么走。30年里，我们使相当于两个美国的人口从农民变成了市民，而我们未来还要做一次。”

他还提到一个新创造的英文词，Urbanian(有“都市人”之意)，在吴志强看来，不能把人分成城里人和乡下人，不能把人分成市中心人和边缘人。无论居民还是游客，所有人都是城市的主人，都可以被称为“Urbanian”。“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第一要素、前提条件，就是“人和人站在城市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