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农民工难以市民化、造城运动、房地产泡沫、人地失衡、职住失衡、大拆大建、城市病等诸多问题。

    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7年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2017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8.5%，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至8.1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0多个。

    推动经济

    启动内需应把城市化发展作为重点

    “城市化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8月1日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共同主办的2018年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城市化高速发展使得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城市与城市间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共服务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

    不仅如此，与城市化相关的市场化改革和管制放松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报酬水平；提高了农民人均收入，改善生活质量，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城市化是当前中国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正确的城市化政策既能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也能促进空间结构、经济布局、人口分布的结构性改革。

    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启动内需应该把发展城市化作为重点”，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称，从临时性流动人口和就业人口转化为常住人口，是启动内需的必要保障。

    但同时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避免短期基础设施和政策供给行为。

    多年来，中国特有制度推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政府对资源的调动能力等不同他国的特殊制度背景，造成中国多城市迅速进入表象的现代进程。“实际上，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仅为42.35%，不能通过城市发展表象，来评价中国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李铁说。

    在下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能成为最大动力所在。目前政策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乡创业， “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过早鼓励农民工大量回乡，从个人角度看，收入会减少，从国家角度看，社会生产效率会降低。”杨伟民分析，不恰当的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农村，最终影响国家竞争力，还会带来长远的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

    以人为本

    通过可持续发展提高城市产效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更好的以人为本的变革途径。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Bert Hofman指出，未来将有3.5亿人口居住在城区，应该以更有效的方法填充城市领域，中国很多城市区域目前闲置，未来能够进行更密集型填充，提高城市产效最主要的方法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来建设城市。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对土地空间、住房、就业、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同时，人口和空间扩张加剧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气候变化将增加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这些问题都将影响城市居民的幸福和福祉，也给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016年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为今后15年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指标而努力，议程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三大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将落实工作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工作紧密结合，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和管理对于人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徐林表示，因为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的生活意味着更宜居的环境，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方便的出行，更充足的就业，更和谐的社会，以及更美好的未来。

    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彭森也指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需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社会包容和和谐等。

    可持续发展应遵循城市化规律。杨伟民提出应把握七个方面：一、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结果，虽然城市化有助经济增长，但不能本末倒置；二、城市化是就业与人口集中过程，不能依托高铁站、飞机场来形成新城；三、城市用地与人口要匹配；四、城市是由不同职业人群构成，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将导致城市无法运行；五、用地结构要均衡，目前城市用地中居住用地太少，工业用地太多；六、职住要平衡；七、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除此之外，城市要集合低碳及韧性城市发展概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增强城市韧性能够更好应对更高频率、高强度的极端天气事件。Bert Hofman提出，以土地基础为主的融资式财政体系也需要得到转变，改变土地一次性变现模型，让城市得到更多土地融资，使得城市获得多层面资源能够供养得起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