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微博 专栏)

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还有世界上最多的留守儿童群体。根据最新出炉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国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而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就有5800万人，留守儿童的总量超过了全部儿童总数的20%。这么庞大的留守儿童数量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之冠”。

按说，中国是一个最重视家庭的国家，家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特殊涵义。但为什么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别妻离子，离开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到城市打工呢？换个角度来问，就是为什么单单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家庭分裂现象呢？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很少能看到国外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留守儿童的现象。比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760年5～10万人的城市只有一个，到1851年达到十三个，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七个。也就在该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0.2%，初步实现城市化。数以百万计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其主要方式是“举家迁移”。这种“举家迁移”的国内移民方式不仅曾经发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移民也大多如此，出现家庭分裂、留守儿童问题严重的情况极少。

中国的留守儿童大都集中在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调查数据显示，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还有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大量的留守儿童，给经济、社会和家庭生活均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支持开展了一项对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与父母疏远，并且由于缺乏父母的支持和交流，他们在情感上受到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年幼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无法培养社交技巧，不能与同伴良好地相处。

在探讨留守儿童的各种理论中，大都将造成大量留守儿童的罪魁祸首指向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正是由于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存在，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无法获得和城市儿童一样的教育、医疗等权利。而高昂的生活成本又使许多农民工对在城市抚养孩子心存畏惧。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农村流动人口的产生来源于城市工业化的巨大“拉力”，快速的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也为失地农民的安置找到了“出口”。而没有户籍制度障碍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所有人都覆盖在内，这就大大降低了举家迁移的成本，提高了流动人口的预期收益，并很快转化成城市居民。此外，土地私有化产权也使得农民在放弃土地时能按照市场价格获得一定的补偿，从而为转化为城市市民准备了最初的启动资金。这种土地私有化为基本前提的“绝了后路”的城市化，虽然在短时间内造成了一些城市的“贫民窟”现象，但很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逐渐减少甚至消失。

但中国的情况显然与此不同。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农民不能将土地擅自出卖以获取合理的收益。即使可以转租转包，但使用权的藕断丝连大大增加大了农民成为市民的迁移成本。事实上，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使城市居民变成农民要比农民变成市民还要难。

这样，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就和西方国家出现了很不同的结局。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滞后就像“三座大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退两难，“离家弃子”就成为许多农民工的无奈选择。只有加快改革力度，搬掉压在人口迁移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才能更快，农村家庭分裂的局面才能愈合，留守儿童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