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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代表：大湾区改革发展瞄准的是世界一流的城市群，我们在资源双向流动过程当中，怎样更合理地推动人的流动？比如内地跟港澳的人员流动，涉及到户口问题、体制问题、机制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里面的双向流动，会不会提上议事日程？

　　侯永志：大湾区毕竟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个区域首先是开放的区域，除了对世界开放，更重要的希望是对全体中国人开放。这里面就涉及到公共服务制度的设计问题，比如在大湾区上社保，要考虑到人员自由往来流动的问题。我理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从一个点上来看。包括农民进城，一定要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增长相适应，如果不相适应，就可能会出现印度孟买那样的贫民窟。大湾区城市群里，至少贫民窟现象不要出现，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的课题。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学者：怎样促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侯永志：这是谈怎么联合创新的问题，现在各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跨区域创新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里有一个专门制定的文件，来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的问题。协同创新我们喊了很多年，就是怎样把创新资源更好的统筹使用。

　　由市场来配置人才、资源，是一个方面，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政府去推动，在资源的统筹利用方面，形成重大创新发展，可能还是需要政府去推动。事实已经证明，现在很多的重大创新，如果只有企业，企业往往是不愿意去做的。

　　我们要分析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需要，分析现有的区域的能力，再把现有能力的分析和国家的需要相结合，从政府层面锁定一些重大的领域，然后通过专项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实的路径是：通过一些重大技术创新的项目来统领资源的创新，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就像我们搞两弹一星，搞航天的一些工程，我们要从这里面学习很多经验。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代表：参考日本、美国经验，如果煤电比例降不到50%以下的话，空气质量的改善基本不可能。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还要引领中国长周期多方面的改革，在能源结构转型方面，诸位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规划？

　　刘忠朴：首先从深圳来说，深圳的能源结构在全国是最优的，清洁能源、新能源占比80%以上，深圳现在只有一座电厂是用煤的，一年大体300万吨，其他7个电厂都煤改气了。第二，广东省能源结构中，煤炭使用量越来越低，这都有规划。在新能源使用上力度较大，比如深圳的公交全部都是电动。核电、风电、太阳能等在广东省和长三角所占比重，和京津冀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能源结构上会越来越接近三个世界级湾区的结构。

　　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员：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深圳的定位是什么？每个地方都在讨论要素流通，人、财、物，打破区域制度等等，这些问题每个城市都需要解决，深圳要怎么做？

　　刘忠朴：深圳的定位，一直在探讨，最终还要看国家规划的定位怎么表述。人们对某个区县某个城市的定位，可能与实际发展是不相符的。这个湾区谁是龙头，最终要看实力、看发展、看影响力，不是规划定了广州如何、深圳如何、香港如何，而是现实发展如何就是如何。

　　整个大湾区“9+2”，这40年靠什么发展？市场的作用、竞争的魅力。深圳作为科技产业创新，更应该注意发挥市场的价值，市场规律的作用，所以深圳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创新规律，尊重竞争规律。所以未来我认为要保持生命力，深圳应该走这个方向。最近这段时间，在大湾区上，各个方面从政府的角度去审视，去提思路。政府方面是要有所作为的，但我个人认为，政府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必须要有边界，哪些是政府可为、必须为的，哪些是不能过界的，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我想这个方面更应该关注研究。

　　曹远征：过去我管过深圳，但是我当时根本想不到深圳是今天这个样子，任何规划要有前瞻性，并不代表现实，特别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竞争规律。大湾区最后融合发展的形态，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洛杉矶地区88个城市连在一起，叫做大洛杉矶地区，伦敦、东京、纽约都是这样，很难说哪个城市占了主导地位。我想象的大湾区是一个联合体。 

　　商务部研究院代表：怎样促进湾区各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怎样去放开思路，真正打开限制或者是体制上的壁垒？

　　杨道匡：我认为首先人是放在第一位的，生产要素流动首先是人，对内，港澳要融入国家发展；另一方面，湾区的内地城市，要通过与港澳合作走出国外。要素的流动是双向的，人员应该首先要能够流起来，要开放湾区内的人员流动，特别是对科研、商务人员，首先应当放开。

　　货物方面，我举一个例子：2015年广东和澳门签了一个游艇自由行的旅游合作项目，某游艇的港区包括其他的建筑群，满怀期待，希望能够在那里开放这个点，带动周边发展。但是最后海关要求游艇首先要申报，对游艇的价值进行评估，然后交48%的押金。一艘游艇一千万很普遍，三千万的马马虎虎，三千万的游艇交48%的押金，就是一千多万，有谁会为了走一趟所谓自由行交一千多万押金放在海关呢？而且还只能点对点，从中山出发路过珠海的海岛，不能停，只能规定这一点到澳门，去香港也不行，这样根本自由不起来。其实管理是可以创新的，像北斗系统或GPS装在船上，人员上下岸，装什么货物，停哪一点，一清二楚，不需要通过传统办法去管，我呼吁在前置条件下有所创新。

　　方舟：这一次国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意义在哪呢，不是选一份规划出来，过去我们说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就结束了。最大的意义是，我们现在要素跨境流动遇到非常多的障碍，这是各个部门的规管造成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意义就是从顶层设计上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去突破这些障碍。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一个特点不是说公布完这份纲要就结束了，而恰恰是一个起点，会有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做一个顶层设计，而且明确是成熟一项推出一项，针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难点问题逐一克服解决，因为这些涉及到很多是跨部门、跨区域的，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平台、一个机会，是我们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一次新的尝试，怎么样在一国两制下创造一个新的要素流动的模式。

　　曹远征：大湾区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关键就在于把细节都搞定、打通，魔鬼在细节，否则永远就是“9+2”，永远是地理上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和区域发展的概念。

　　我想大湾区最核心的意义，首先是开放，如果拥抱全球化，对全球开放，首先应该对港澳应该开放。我们看到这方面实际上有一些工作并不是很难的，有些是细节的问题。比如通关问题，在高新技术条件下，要思想解放，用新的监管方式来替代传统监管。中央政府提出来要“放管服”，我想“放管服”在大湾区中应该率先得到实现。

　　港澳办听会代表：推进大湾区建设，三地都需要让渡一下自己的自由度出来，才能够形成一个合力。三地怎样寻找恰当的定位，错位发展?

　　曹远征：对于产业的发展和定位，广东、澳门和香港都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考虑。澳门不能仅仅拘泥在博彩业上，应该提升旅游业的品质,仅仅在博彩业上，是没有前途的。对香港来说，忌短视，要提升战略意识，特别是国家意识，给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条件，这是香港的新定位，这可能是大湾区新的历史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更多的要从一国的角度考虑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