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实 

　收入差距变动的一般趋势，包括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动，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变动，以及全国收入差距变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用基尼系数衡量，改革初期大概是0.22，到2007年达到0.38。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也差不多如此，改革初期基尼系数在0.15左右，相比其他国家是偏低的，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2007年达到0.36，这一数字可能还有低估，因为高收入人群一般不太容易调查到。如果考虑到样本的偏差，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大概可以达到0.42。全国总的收入差距，按世界银行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市的调查样本所作的估计，1981年基尼系数在0.36，1982年是0.28，但到了2001年则接近0.45。此后没有比较权威的估计结果。我们用最新数据计算，200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8。

　　从数据上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几乎是同步的，但经济增长是否就可以解释收入差距的变化？按照库兹涅茨的说法，收入差距变化呈倒U型趋势，中国经济要到达拐点，可能还需要10年左右时间。倒U型假说认为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由经济增长推动。我们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300多个城市做了经验分析，实际结果和库兹涅茨假说预期一致，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时发现，失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明显，一个地方失业率越高则收入差距越大。

　　但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存在自身的原因，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体制问题，包括政策、公共服务、城乡间发展战略差别、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间的差距、税收制度很大程度上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受教育机会存在不公平等一系列问题。

　　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7年、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国收入差距。分解分析可以得到，1988年城乡间差距可以解释全国收入差距的37%，1995年是41%，2007年则是51%。

　　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主要反映了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90年代初期，垄断部门包括电力、通信、银行、金融等行业，和制造业相比，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在30%左右；但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两三倍，甚至更高，收入最高部门的收入达到最低部门的4.5倍-4.8倍。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垄断部门的人力资本因素，大概只能解释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收入差距的1/3左右，而2/3来自于垄断部门的垄断利润或者垄断地位带来的收入差距。

　　此外，税收调节也存在问题，在其他很多国家，税收基本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但中国的税负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穷人负担的税率比富人还要高。我们研究了1997年-2007年城市家庭中不同收入组的税率比率，1997年时，最困难家庭缴的税率高于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到2007年没有变化，收入最低的10%人群负担税率是10%，收入最高的只有8.1%，反而扩大了差距。农村同样如此，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农村税负非常高的情况下，收入最低的10%人群负担税率在14%左右，最高的人群只有3%左右。最近几年由于农业税取消，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农村的税负也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如果计算一下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发现，税后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起到了扩大差距的作用。

　　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过去20年中，中国特别是城镇内部，教育的收益率不断上升，这是市场化的自然结果，90年代教育的收益率低于3%，到2002年上升到8%左右，现在是10%左右。教育收益率上升拉大了高学历人群和低学历人群的收入差距。但是教育机会的公平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教育收益率上升带来的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我们计算了不同时期居民受教育状况的差别，比如2002-2005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教育质量的差别非常明显，特别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相比，义务教育的质量有明显差别，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大原因是农村受教育质量和城市相比差别较大。

　　过去10年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我们的收入流动性在不断下降，今年是穷人，10年以后还是穷人，今年是富人，10年以后还是富人的概率不断增加，这就是收入流动性的问题。

　　应该说，中国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可能通过一项简单的政策就能解决，需要比较完整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政策体系。相关政策可以分几个方面，第一是初次分配政策，有很多选择，比如最低工资，工资谈判机制，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在过去30年中，当收入差距缩小时，往往是由于农产品价格提高带来的，它缩小了城乡间差距，也缩小了农村内部差距，而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补充性政策加以修正。

　　第二，扩大就业，更重要的是提高就业质量。对低技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技能，增强竞争力。改变增长方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消除歧视，包括对农民工和女性的歧视。提高市场竞争性，重点要打破垄断。垄断部门收入高于竞争部门收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垄断利润带来的。垄断不根本消除，要遏制垄断部门工资过快增长基本是不可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现在个人所得税都属于分项税，不是综合税，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实行财产税和　　这些政策可能还不够。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由腐败带来的收入导致差距扩大。需要引入一些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完善收入监管、税收监管、政府权利监督，还有改革资源价格、土地制度改革。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缓解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扩大、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都能起到很大作用。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特色，就是地方管理，这样的社保体系太分散，各自为政，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去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社保法》，提出社保资金应在国家层面加以建设，但还没有非常具体的措施出台。中国的社保体系对不同的人来说享受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比如许多地方的公务员不缴社保费，却从中获得很大收益。对于一些公共机构比如大学、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研究机构等，他们为社保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本身也能享受较好的社保福利。对于企业、尤其是那些制造型、服务型企业来说，其员工缴费不少，但享受到的福利可能只是公务员的一半。对农村人口来说，他们缴费比较低，但是所享受的福利同样非常低。因此，中国的社保体系某种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

　　我们希望中国将来能有低成本的社保，也就是每个人所缴纳的社保金额在自己的收入比例中不再那么高，而且能出现均等贡献、均等收益的局面，甚至在基本的社保之外，再增加一些其他可以自愿参加的保障项目。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增长伴随的是：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对过去资产和投资的破坏，以及大幅贬值的需要。在印度，这些会砍去现在增长率的25%。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是伪造的。同时，现在的增长很多情况下并未将物价水平计算在内，尤其是服务业的价格水平未能充分考虑在内。

　　因为分配在今天已不再是一个重点考虑的因素，所以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全球范围内的分配已经恶化，有所矛盾的是，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迅速，富国发展相对缓慢，这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在国家内部，差异却有了扩大，不管是美国、中国、印度还是欧洲国家都是如此。因此，全球范围内精英集团和非精英集团之间的悬殊可能还在变大。故此，需求不足已成全球趋势。当然，对亚洲经济的投资构成了反向作用。另外，财富效应曾经带来美国日益增长的消费，现在，中国、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现金账户过剩，但美国出现账户赤字，储蓄和投资水平仍然较低，难有较大改变。

　　——阿仁·库马尔（印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高级研究员）

　　⊙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社会公正问题不仅被视为公平问题，而且被认为对平稳、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不可少。这种观念标志着公共辩论中的一大根本变化。

　　研究已经证明，拥有更多平等性的国家对公共机构的信任、预期寿命与犯罪等社会指标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德国（不久还有中国）发现自己处于转折点：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不会自动提高人们的总体福利，福利的提高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公平收入分配与平等。因此，政治主张不应一味追求GDP的最大化，而应更多追求和谐社会的收入分配、社会平衡与可持续性。

　　——西蒙·沃特（德国波茨坦大学研究员）
遗产税，增加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对农村贫困人群，要完善他们的社会保障，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教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