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城市都一样。

最好的城市——这一概念，通常没有笼统的答案。广义上，好城市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狭义上，因为城市中人的好恶不同，好城市的标准被以不同的语境解构。

因此在常识中，好城市往往要匹配不同人的习惯、爱好，以人为本，但这看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就误读了城市的概念。“大跃进”时期，中国城市要工业，要抹杀商业。全民大炼钢铁、工业盲目冒进，苏联式建筑以北京为起点，每个城市都有严肃的方块加立柱式礼堂建筑，楼房开始替代平房，因为要容纳更多的人到城市大干工业。苏北盐城要搞成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湖南株洲要把20万人口扩容到60万-80万，湖北襄樊的远景是120万。

《时代周刊》描述当年的中国城市图景：北京、上海的天空飘散着冶炼金属的黑烟，人们在苏联风格的大楼前喊着口号。

当政者意识到城市规划出了严重的问题。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决定。在此后的四年里，全国城市总数合计减少25座。

时至今日，摆在中国城市建设者的难题中，城市怎样有个性，仍是未解。

个性被中国城市误读。当年苏联式建筑遍地开花的图景，今天变成欧式建筑的泛滥——白宫几乎是多数城市政府机构的图纸，政府大楼、法院、检察院，山寨白宫从萍乡市、温岭市、九江市等三线小城一路奔来，占据了上海、重庆的法院，厦门、南京的区政府。

建设者将自己搬进白宫，目光随之瞄向纽约。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伯吉斯教授于1923年提出的CBD概念开始泛滥中国。纽约是样本、洛杉矶是样本，东京、大阪为建设者提供了最为捷径的参考。

1992年中国城市规划者开始对CBD进行相应的研究，这三个字母组成的概念随后被误读成“高楼广厦千万家”。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落成，以383.95米的高度再一次论证蛇口速度与高度成正比。深圳CBD开始粗具规模。

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落成，但在彼时，它还是上海浦东天际线的突兀。但在之后的十几年，上海高楼建设突飞猛进，到2008年底，上海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有400多幢，数量已经远远超过香港，成为全球高楼建筑数量第一的城市。

有人在上海本地论坛贴出这一数据，兴奋地称：上海藐视世界高楼。但写作《城市季风》的学者杨东平说：上海高楼、或者说全国的高楼，或许只是中国淡漠文化，追功逐利的一种表象。

大消费

中国迷恋CBD，要洋为中用。 CBD需要高楼，于是规划高楼，CBD需要中央大道，于是规划中央大道，CBD不需要阳光普照街道，于是城市街道都埋没在高楼广厦的阴影下。对于中国城市，CBD不仅仅是中央商务区，更是国际化。

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40多个城市，包括一些县级市提出要建自己的CBD。而这一年， 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出“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于是越来越快。中国人用高楼进入国际视野，参与世界级千城一面的竞赛，外国人则用商业快速填充中国高楼，顷刻间，千城一面的高楼城市，也拥有千城一面的商业景观。

1990年，麦当劳在深圳开出中国第一家餐厅；两年后的北京王府井，世界最大的麦当劳开业。这家代表着美国快餐文化的餐厅在广州开张时，创造了麦当劳史上的最高销售额纪录。

麦当劳代表着快速——快速饮食、快速扩张、快速消费。但中国城市建设远比麦当劳快速，一家国际快餐店在中国毫不费力地崛起，中国城市人正享受着汉堡可乐的国际化礼遇。同时，越来越快的饮食映衬了越来越忙碌的城市节奏，千城一面的高楼下，是千城一面的人群，咀嚼着麦当劳、拿星巴克怀揣着小资情调，在高楼间疾走、在写字间奋斗、在夜晚酒吧咆哮，中国城市经历着从忙碌到盲从的难眠夜晚，呐喊着向国际大都市迈进。

也正是越来越快的中国经济发展，造就越来越多的财富，中国大城市开始消费越来越昂贵的奢侈品。当年稍显昂贵的麦当劳，现在则被调侃成“吃顿西餐”；曾被视为时尚的皮尔卡丹服装显得越来越土气。

于是中国城市需要更昂贵的国际化品牌装点。1992年，LV在北京王府井饭店开设内地首家店，此后，分别在上海、深圳、广州开店。国际大品牌攻占每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北京华贸写字楼里有奔驰、阿玛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里，LV、卡地亚、爱马仕是标准配置；天津新落成的第一高楼津塔将入驻玛莎拉蒂。而LV在南宁CBD开业时，有人在网上惊呼：城市人或成为奢侈品的奴隶。

2010年中国城市消费排行榜上，上海、深圳、广州位列三甲。而中国内地人在购买奢侈品上的花费，从2008年的消费141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9年的1556亿元人民币。

这同比增加的10%，是中国内地城市楼宇间的奢侈写照。奢侈的消费主义已经将城市主流商业改造得千篇一律——随之，每个人都向着豪华品牌迈进，在无数的高楼写字间里挣扎着，为自己制造千城一面的财富幻象。

大改造

曾有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学生，在毕业论文中阐述“中国城市建筑的相似性”，其中有一章为“考察中国城市特质”，这一章有个别致的标题：发现城市。

中国的城市还有多少值得发现？今年2月1日，《人民日报》以“‘千城一面’是城市之悲”为题发文，其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我们眼前变得‘摩登’起来：一样的玻璃幕墙、一样的立交桥、一样的大广场……漫步其中，‘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早已成为一种久违的体验。”

因此，发现一座城市，就可能发现了所有城市，这莫不是一种悲哀。

城市老旧建筑最可能诠释这座城的性格和历史。但在宏大的城市建设中，千城一面导致了老建筑或被拆除、或被围困。

2001年，陈凯歌拍摄了一部10分钟的短片《百花深处》，影片讲述北京一家搬家公司，来到已被拆除的百花胡同，同屋主在废墟上回忆四合院的本貌。而背景，则是北京和其他城市相差无几的林立高楼。

或许艺术能浪漫地勾勒出老北京的图景，却无法遮掩残酷的现实。《百花深处》带有批判性地描摹北京大规模拆迁。2006年，推土机开进北京前门大栅栏，百年街区随后被夷为平地。

而在此之后，前门、大栅栏建起商业步行街，和每一个城市的步行街一样——仿古建筑、老字号夹杂着国际商业进驻，一个不知被翻版了多少遍的商业地产项目，在北京前门复制、在上海石库门复制、在广州城中村复制、在武汉汉正街复制。

2009年8月，广州启动市区内9个城中村的拆除工作，在转一年的亚运会来到前，“最广州”的城中村将消失殆尽。随之消失的，是有当地特色的握手楼。当地研究城中村多年的蓝宇蕴教授曾呼吁，“改造不一定就是大拆大造。”

这句话点中了中国城市高度一致化的死穴，千城一面的城市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大拆大造来完成这一路径的。当“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论调从地方官员的口中说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从部分地方官员的思维上——已然“跑偏”。当所有的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捆绑到一起后，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挂钩的城市发展就充满了商业的喧嚣和自我膨胀。

忘记老城。城市的更新速度和GDP一同奔跑，一个人若离开城市数月，便能有一种“山中方一日，世上几十年”的感觉。

也就是说，千城一面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改越多，却越来越经不起推敲。

大成本

现在，中国城市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有信心，用世界级建筑的高度，向全球宣告：我们国际化了。

城市变大、变高、变一样，不是城市人自己的作为，千城一面的复制需要更多建设者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认为，全国的资源要素和人口活动迅速向优势区域及城市聚集，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过度倾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化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在规划者的带领下，将城市拔苗助长。2009年，康师傅方便面销售额达到171.41亿，这些方便面的购买者是无数工地上的农民工，以及写字楼里夜以继日的小白领。

越来越快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同质化的城市建设最终导致同质化的高楼管理病。2009年2月9日，紧邻CBD的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配楼发生大火；2010年11月15日，上海高层公寓失火、死伤惨重。

中国先前有网吧失火、宾馆失火，都是疏于管理。而号称代表国际的、先进的CBD和高楼大厦的防火工作，一下子摆在每个城市管理者的案头。

“一栋50层大楼，在25层起火，整栋楼里的人该怎么疏散？我们都不一定能给出详细预案。”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的顾林生对此并不乐观。

但对摩天大楼的争议并不能阻止它的迅速生长。在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的国贸大厦到21世纪的国贸三期，第一高度屡屡被刷新。而城市对CBD的维护成本也与日俱增。在北京高楼集中的朝阳区，每21.3万人拥有一个消防站，远落后于芝加哥7万、伦敦6万、东京5万的水平。

成本的增加，在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里，还有交通。那些从四面八方涌入城中心的主干道，已经把中国各大城市变成堵城。2009年的《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中，北京居民上下班或上下学拥堵经济成本为335.6元/月，其次是广州和上海。

在千城一面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已经不是高楼多寡的单一问题。千城一面可以被解构为消费主义、国际化崇拜、不计成本的改造与冒进模式的结合。

2011年5月，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城市形象论坛上，学者们对千城一面的现象展开排山倒海式的批评， “在城市改造中，开发商和地方行政长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驱动下，根本不考虑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形象，很多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人能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