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脚步也在不断迈进，从1978年的193个城市，增长到2018年的将近660个，预计城市化率也从18%提升到60%。

　　不过，只看数字的话，很难想象各个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为谋求发展而作出的具象努力。比如，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三小虎”之一的番禺，2000年是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被广州合并；而到了2017年，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又为何实现了40年来户籍人口的首度下降。

　　“从形态发展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主要经历了三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从发展小城镇到大城市的扩张，再到城市群、都市圈的扩散。”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最近的10年间，尽管人口基数越来越大，城市化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

　　1978-2002:

　　小城市大发展

　　1978年，中国有7.9亿农民，城市人口1.7亿，这样悬殊的比例，注定了改革开放会在劳动生产力最为富集的农村率先展开。

　　当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西头村民严立华家低矮破旧的茅屋里，18个农民签下了一份“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到户，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80年代，这一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推广，使得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释放出巨大的劳动力。

　　1981年，以《江村经济》闻名学界的经济学家费孝通第三次回到江村。村里人不再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一些不需要种地的农民还开始经营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从前因为战争停工的缫丝厂又开了，还有人做起了豆腐坊的生意。

　　“当时中国处在物质极度短缺的年代，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产品，生产什么都能够卖得出去。”倪鹏飞表示，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先就地城市化，再加上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和广阔的市场，小城镇在改革初期获得了率先的发展。1987年，邓小平把乡镇企业称作是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异军突起”。

　　同时，部分沿海城市已经开始开放，其中许多都没有经过转型，甫一开放便立刻就地城市化。例如珠三角地区的东莞，承接了不少香港“三来一补”的企业在农村建厂办企业。

　　“三来一补”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在沿海地区试行的一种合资企业的经营模式。它的意思是指外商采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与内地企业合作，同时为其提供优惠的补偿贸易。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许多地区撤县设市。包括地级市在内的小城市一度从193个增加到668个的峰值，而小城镇更是从2173个猛增近10倍，达到20601个。

　　1992-2013:

　　“吃小鱼”的中心城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放缓，亏损面日渐扩大，到2002年，全国范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更重要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讲话，结束了十多年的争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中，“非公有制经济”被写入宪法。

　　这一阶段，对外开放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大量外资和外企进入中国，为了吸引这些“外来的和尚”，各地开始搞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高新区，接下来是新城、新区，城市面积迅速壮大。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迎宾路”，而“解放思想、黄金万两”也成为时髦的口号。

　　此时，由于乡镇企业在经济转型中没落，大量从业人口失业，他们开始离开小城镇，向真正的中心城市、大城市聚集。许多基础设施完善的大城市经济增长明显加快，竞争力大幅提升。

　　也是在竞争压力下，许多城市开始扩大范围，撤县变区、撤市变区的趋势开始出现。例如，杭州的萧山县在1988年撤县设萧山市，2001年3月又撤市设为萧山区。更有典型意义的是番禺，原先与相邻的顺德、南海并称为“珠三角三小虎”，有着国内面积最大县级地方广场，也出了不少全国闻名的富豪。不过，其周边的大城市广州人口密度已经高达2809人/平方公里，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超过东京和纽约，想要拓展新的空间却早已无地可用，因此2000年要与番禺合并。

　　2002-今：

　　城市群、多中心都市区蔓延

　　和广州一样，中国最主要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等地自21世纪初就都无法避免地被大城市病困扰。

　　倪鹏飞指出，城市都有一个最优规模，尽管随着经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的最优规模可能再行扩大，但总的来说，人口过度聚集在中心城市，如果超过300万-500万人就有可能导致拥挤、环境恶化、交通堵塞，还有水、电等资源紧张。在这个临界点以内，随着人口或经济的增加，规模报酬是递增的；但是到了一个拐点，人口再增加的话，效益会变成递减，出现负外部性。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着力建设城市群、多中心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带。在中心城市周边，中小城市开始迅速发展，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和经济联系迅速增加，变得频繁和密集，整个地区变成一个多中心的区域，多点多中心。

　　另外，不仅是大城市，一些小城市由于中心地区超过最优规模，也开始出现堵车、污染等问题。“从经验上讲，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50%，就应该开始警惕大城市病了。”他说。

　　尽管如此，中国城市化率仍在增长，并且还没有放缓的迹象。从1999年开始，中国城市化率开始达到30%以上，进入了城市化中期的阶段，开始加速城市化，2011年超过了50%。

　　“中后期总体的城市化增长速度是减速的增长，由于我们选择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化的政策措施，增速几乎还是每年1%没怎么变。但现在基数越来越大，实际上还是在加速。”倪鹏飞认为，总体来说，城市化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