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四十年。

　　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诞生，到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连接世界，到浦东新区领衔的国家级新区大开发，再到海南担起改革开放新使命，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春天的故事”在过去四十年的神州大地轮番上演。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深入世界经济舞台，从贫穷的人口大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如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道路”，使得中国走上了全球经济潮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中国需要秉承更加坚定的信念，在新时代继续奋进。

　　自5月21日起，21世纪经济报道将推出“壮阔东方潮 奋起新时代”专栏。回顾四十年改革开放进程，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更是为了坚定“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信念，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找出开创未来的策略和路径。

　　我们从改革开放的源头——深圳特区开始，看看深圳如何从一座小渔村转变为繁华都市，又如何通过拥抱创新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戴春晨）

　　1979年，深圳蛇口轰然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这也被后来者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近40年间，昔日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

　　从1979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仅1.97亿元，人均GDP606元，到2017年GDP达到2.24万亿元，人均GDP18.31万元（约2.71万美元），GDP年均增速达到23%。

　　在缺少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薄弱土壤上，孕育出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了华为、腾讯、大疆等明星企业。

　　深圳速度、深圳奇迹的背后，浓缩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5月9日表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起源地，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示范区”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离京考察的首站就是深圳，他在考察时指出，“深圳是我们国家最早实施改革开放的城市，也是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

　　第一个吃螃蟹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为代表的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第一个吃螃蟹”，提出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建议。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区，明确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1月23日，深圳市获批成立；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获批。

　　作为深圳特区的先行者，1979年破土开建的蛇口工业区凭借着大胆实践和探索，成为改革开放率先崛起的样板，这也是中国首个外向型、开放型、改革型的工业区。1980年，蛇口正式招商引资，向世界发出邀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蛇口口号成为当年的时代标杆。在这里，深圳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1981年，为解决外商与国外的通讯联络问题，深圳相关负责人专程赶赴邮电部，申请在蛇口建设微波通讯站、安装专线电话。彼时，中央只定了北京、上海两个出口局，在多方争取下，最终蛇口微波通讯站竣工投产，这是国内首次由企业以商办形式建成的新式商用通讯系统，搭建起了蛇口工业区沟通域外的桥梁。

　　1982年3月，蛇口工业区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

　　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改革方案，从内地调入的干部职工，不论原来级别职务如何，都一律冻结在本人档案中，只作为基本工资参考。具体工资薪酬，根据本人的才能和贡献来确定。

　　不难看出，在所有改革举措的背后，遵循的是一脉相承的市场化逻辑。1981年，蛇口工业区的模式和经验被誉为“蛇口模式”，它的核心是企业摆脱行政干预，充分发挥自主权，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办事，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搞活经济。

　　深圳市前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圳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动摇。

　　主动转型升级的魄力

　　从上世纪80年代的贸易立市，到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再到布局高科技产业，及至抓住金融自由化与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每一个时期，转型与创新贯穿始终。

　　特区成立之初，尽管蛇口的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但从全市范围来看，凭借着优惠的国家政策，贸易与流通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流。万科创始人王石，于1983年赤手空拳来到深圳，靠着做玉米中间商，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彼时的深圳，俨然国内新兴的贸易中心。不过，深圳并未止步于依靠贸易赚“快钱”，在通过转口贸易形成初步繁荣的基础上，深圳迈出了第一次产业转型的步伐，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当时，深圳提出了发展六大工业部门的计划，包括电子、石油化工、轻工、纺织、新型建筑材料、精密机械等。

　　毗邻香港，凭借土地、人工成本低等优势，深圳享受着“三来一补”加工制造的红利，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持续涌入。但到了1993年底，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深圳当时为何提出转型？在深圳市政协主导推出的《深圳口述史》中，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讲道，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伊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深圳吸引来的投资商中有不少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环境的企业，生产中产生的“三废”严重污染环境，从全市层面来看，这些加工企业对我们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

　　随着发展的积累，以及全球科技浪潮的兴起，深圳顺应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

　　时间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深圳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

　　危机里挖掘机遇，深圳在这一年率先着手布局生物、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年积淀，厚积薄发。2017年，深圳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9183.55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占GDP的比重达到40.9%。

　　在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深圳采用的是主动转型而非被动转型的方式，不是要等到产业败象已露或衰落已成定局时转，而是在该产业仍兴旺时就着手部署升级转型，布局新的替代产业。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成员曹远征2016年曾在深圳表示，观察中国的城市，深圳最有希望。

　　服务型“小政府”

　　无论是在制度创新的突破中，抑或是在产业转型的规划中，政府无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深圳又恰恰以“小政府”著称。

　　一位科技部门的前官员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早些年算上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科学技术协会和高新办，公务员总共只有38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银行普遍还对民营企业惜贷，深圳市不止一次主动牵线，鼓励银行向民营科技企业“敞开大门”。1996年7月5日的《深圳特区报》上刊载了一则消息《华为年内获5亿贷款》，报道了7月3日举行的华为获得深圳银行界“巨额”贷款意向签字仪式。

　　深圳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梁永生举了一个当下的例子，为了促成各地的大院大所与深圳企业对接，政府建了一个网络洽谈室，一边是技术供给，一边是应用需求，互相匹配的便能商谈合作事宜。

　　“政府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就是搭建平台，提供公共服务，千万不要以为政府什么都能做，我们就是构建一个环境。”梁永生说。

　　唐杰曾撰文将深圳政府的作用总结为三点：一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市场环境，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企业依靠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二是扮演企业创新推动者的角色，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降低创新门槛；三是构建创新的支持体系，引发全国甚至是国际创新成果向深圳汇集。

　　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分野之后，深圳政府发挥的作用更多在于“补短板”。

　　王伟中介绍，目前深圳科技金融服务主要集中在“后端”，形成了银行、保险、中小板、创业板等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拥有近5万家VC、PE机构，却没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天使投资。从硅谷、波士顿、以色列等全球创新中心的经验来看，拥有大量天使投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基于这一情况，深圳政府于今年设立了首期50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母基金，并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委托深投控、深创投两家市属国企进行市场化运营管理。

　　“我们通过政府制度设计及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财政资金引导放大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天使类项目，补齐企业早期融资难短板，支持更多初创型科技企业发展，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资金链条。”王伟中说。

　　站在浪潮之巅

　　今日再提及深圳，科创必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在近40年的发展中，如果说深圳曾经历过“拿来主义”的阶段，在如今科技创新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圳正致力于在多个领域站在浪潮之巅。

　　2009年，深圳超级计算中心获国家批复建设，这是建市以来单个投资额最大的科技基础项目。短短几年后，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该中心已启动升级至E级机的扩容工作。E级机是指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计算的超级计算机，被全世界公认为“超级计算机界的下一顶皇冠”，是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制高点。

　　2016年，深圳华星光电G11开工，总投资538亿元，这是深圳建市以来投资额最大的工业项目，计划于2019年3月实现量产，届时将成为全球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

　　在医疗领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7年称，在中国，最具全球潜力的医疗行业颠覆者是由科学家王俊领衔的碳云智能，他们的目标是为每位客户建立预测性的数字生命化身。这是一家2015年创办于深圳的年轻公司。

　　今年3月，由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基本半导体和南方科技大学等单位发起共建的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正式启动。梁永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二代半导体领域，中国没有话语权，希望在第三代半导体时代，深圳能够代表中国掌握话语权。

　　为了角逐世界领先，从整个城市的布局来看，深圳正在花大力气做的事情是“增强源头创新能力”。

　　建市之初，深圳的大学、科研院所数量都是“零”，科技资源“一穷二白”；到现在，深圳共有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达1739家。

　　梁永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深圳拿出9.8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地了一个科学城项目，在装置核心区将重点布局若干个大科学装置及其配套研究平台、国家级实验室等，这是基础研究的利器，也是人才培养的载体。

　　他进一步解释，应用研究服务和支撑产业的发展，而基础研究则能够引领和前瞻部署产业的发展。应该说在前30多年的时间里深圳在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满足于此，未来的深圳更需要有可持续发展后劲的支持。

　　王伟中则表示，深圳的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部分领域的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而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原始创新这件事越早做越好，而且要耐得住性子、舍得投入。

　　“补齐这个短板，还得靠改革。”王伟中5月9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