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望过去，我们可以断言，1978年是中华民族的关键之年，也是许许多多“新三届”的关键之年，其中包括我在内。

       对于“新三届”来说，1978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经过拼搏，来自于工农兵队伍的77级拿到了来之不易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少有的春季入学。而对78级来说，1978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经过半年的备考、考试之后，也在八九月份拿到入学通知书，如愿以偿地步入大学殿堂。而对79级的中学生来说，1978年过得也并不轻松。在1978年的下半年，夜以继日地看书、复习，准备迎战越来越规范的高考，争取在来年能够如愿以偿。

       由于我是1978年毕业的高中生，又是复读一年之后在1979年考上湖北财经学院的，加之父亲是中学老师，因此，对1978年发生在“新三届”身上的一切，都觉得历历在目。

       1977年的高中生，是最后一届应该上山下乡的高中生。1977年炎热夏季的一个早上，在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公署附近的一处坡路上，排着一个车队，车窗上贴着每一部车要去的公社的地名，等待着即将奔赴到各个公社的知识青年。

       但是，很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回到了县城。因为在1977年10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恢复高考。为了这次备考时间不多的高考，建阳一中也是“蛮拼的”。从各公社中学调回原来下放的老教师，把最好的教室拿出来给备考学生使用。当时在县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风景线：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四面八方大都穿着工作服的年龄相差很大的青年人群涌向了一中最大的教室，年纪不轻的老师们在白天上课之后，晚上继续给这些十年之间毕业的学生系统复习。教室里坐满了，有人就站在窗外，生怕漏掉老师的一句话。

       这些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学生，是经过一次次考试选拔出来的，保证有限的教学资源能用在刀刃上。

       由于我父亲是一中的老师，唯一一次拥有了一个特权——我虽然不是77级的，也在教室里有一席之地。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可惜，我的成绩并不理想，只能够上当时的南平师专。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继续复习一年，1979年再来一次，如果还是只考上师专，那就去上。

       1979年的高考，我的成绩仍然不够理想。但是，好歹考上了本科，在班上考上本科的同学中，我可能是最后一名。厦门大学、福建师大等省内大学与我无缘，只能去读省外的大学，而且中文、历史、哲学、政治之类的“好专业”都上不了，最终只能选择上打算盘的财经专业——湖北财经学院财政专业。从现在来看，财经是极为热门的专业。但是，当时不是这样的。学财经是文科生最后的选择，原因是当年的文艺青年太多了。

       由上可知，1978年不仅仅是国家的关键之年，也是我的选择之年。

       如果我1978年上了师专，那么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中学老师。

       如果1979年，我的高考成绩很好，上了厦门大学、福建师大之类的大学，也许会在老家福建工作。

       如果1979年，我到武汉读书，读的是非财经专业，也不会成为一位经济分析的热心者。

       如果1979年，我在湖北财经学院学的不是财政学，我也不会以孔子的财政思想作为本科、硕士论文题目，以会计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不会以言行一致的传统文化激励自己而成为“中国公车改革第一人”，不会成为一名媒体评选的影响中国2011年度人物。说不定也不会成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而得以直接在自己身上实施公车改革。

       回想40年的人生旅途，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很重要的，都不能含糊。

       这就好像是开车行走在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网上，每一次选择一个岔路口，都决定了你与未来目的地的距离。一旦走错了一个匝道，可能就会有“南辕北辙”的效果。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错了扣子，不及时调整的话，就会一直错下去。

       40年来，就是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人生选择，引导我一步步走到今天。而在这些选择中，1978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