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破坏力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和之前的历次地震救灾不同，这次地震救灾中出现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志愿者。 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在汶川地震中前40天内，有超过130万人次的中外志愿者在灾区工作。 根据2009年共青团四川省委的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期间，团省委累计接受志愿者报名118万余人，有组织派遣志愿者18万余人，开展志愿者服务达178万人次。以上数字，不包括民间自发组织的志愿者、不包括无偿献血的志愿者。 有人推测，全国在汶川大地震中以各种形式提供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了1千万人。直到灾后一年，四川灾区仍有超过5万名志愿者在服务。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志愿者显示了民间力量的巨大。他们年龄身份各异，却因共同的作为和精神贡献，被视为汶川一代人。
第三支救援力量
在西方，志愿服务起源宗教性的慈善行为。二战后，西方的志愿服务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并扩大成为一种由政府或私人社团所举办的广泛性的社会服务工作，变得制度化和专业化。在今天很多国家和地区，志愿服务等同于义工。
汶川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志愿者，他们的亮相，是除了国家力量，国际力量之外的第三支灾害救援力量。
比如说四川灾区周边县市的出租车司机第一时间自发前往参与运送伤员，13日凌晨的都江堰城区，大雨如注，在都江堰入口的公路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成都出租车。
比如上海、沈阳、青岛、信阳等全国大小城市的血库纷纷在震后两三天内告满，血液等候送往灾区。并且外面还有长长的献血队伍希望献出爱心。
比如在任何一个灾区现场指挥部的前面，都会停着一些私家车，车主在车前贴一张纸，写着“志愿者”，等在那里帮政府往灾区运送物资。
在网络上，找人、寻亲，志愿者的“人肉搜索引擎”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新闻周刊）
和过去最不一样的，是很多人不远万里，带着物资和装备，亲身前往。他们中有退伍军人、有教师、有医生、有学生、有演员、有城市中产、有农民、有富商……
“5月16日志愿者李庆军和公司的3名员工带着食物、帐篷和水，乘上了飞往成都的航班。在飞机上惊奇地发现，机舱里180名乘客中，有155名都是要去灾区的志愿者。”（齐鲁晚报）
专业人士在这次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发组织的医疗队伍全国来了很多，这些队伍一路上还不断吸收很多以个人身份前往灾区的医生。
一些普通志愿者作出了充满英雄色彩的行为。
时年20岁的四川资阳人尹春龙自发进入灾区参与救援，从事蘑菇种植业的他在废墟中打出一条7米多长的通道，给被掩埋的31岁男子马元江递上了葡萄糖水管子，让马元江喝上了水，为救出被掩埋179小时、创下生存记录的马元江立下大功。在这之前他还帮助救出了被埋150小时的虞锦华。此后尹春龙还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帮助背出了牺牲飞机机长遗体。
救援之外的贡献更不能忽视
紧急救援只是抗震救灾工作的一部分。很多默默无闻的志愿者在灾区做了很多长期的工作，比如心理干预，照顾妇女儿童需求，参与灾后重建等等。
汶川地震震后半年左右，灾区突然出现了自杀“小高峰”，集中在干部群体中。汶川地震8万多人遇难、失踪，1500多万人无家可归，许多人的安稳生活瞬间被改写。灾后心理干预是特别重要且艰难的工作。
西南科技大学的志愿者在汶川地震后的5年里，有上千人参与了心理援助服务，累计在灾区服务的时间超过四万小时。
“从心理学心理发展过程来看，一个人个体心理的发展核心要素是一个信念支撑。”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辛勇说，“这5年，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重塑信念和价值。”（中国青年报2013.06.14）
在细节上，志愿者们能关注一些大社会团体和政府一时顾及不到的需求，比如妇女、儿童的需求，如奶粉、卫生巾等。
灾后重建上，很多志愿者贡献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热情。
李海军是湖南邵阳人，一名退伍军人，他在四川阿坝理县支援抗震救灾，帮村民搭板房、拆危房、建新房、抢收农作物，一待就是两年，事迹被写入《理县抗震救灾志》。
被嫌弃的志愿者
志愿者也被嫌弃。大量缺少准备的志愿者赶赴灾区，陷入无事可干，空耗资源的状态，甚至需要耗费人力照顾，堵塞交通更是让人着急的常态。
这种争议在5年后的雅安芦山地震到了顶峰。雅安地震后仅一天，国务院办公厅即下文要求“非紧急救援人员、志愿者、游客等各界群众在现阶段尽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以支持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
劝退志愿者，成了志愿者的重要工作，雅安每天劝返超过千人。“志愿者给灾区添乱”成了一个话题。
问题首先是不专业，比如湖南株洲的义工唐先华回忆，一次在北川救人时，一个伤员被抢救出来，一名志愿者去抬人时直接抬了头部，结果颈部折了起来，导致伤员呼吸困难而昏迷过去。（潇湘晨报2013.4.24）
比如有志愿者和灾民聊天时，反复让人回忆丧失亲人的过程。一些人甚至到商家那里随意赊账救援。
灾民最反感的人群中，就有大批所谓心理咨询师，他们一路派发名片和各种问卷，多到灾民手里名片可以打扑克，但是一阵风似的所谓服务后，又如潮水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曾撰文建议，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张侃也公开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
志愿者去了哪里？
十年足够长，长到很多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波折。
回望十年，一张张鲜活的面孔犹在眼前。他们有的本是网红，后来成为了更大的网红，有的就此发迹成为名流，有的兜兜转转，有的折戟沉沙，有的身败名裂。尹春龙屡次创业失败曾心态失衡，国家救援队“编外人员”陈岩因为诈骗犯罪而曾经坐牢。
更多的人回归平凡生活，很少提起往事。
其实一腔热情之下，很多当年的志愿者们难以持续。比如孤身离家22天参与救灾的湖南常宁松柏镇女志愿者肖琳，回家后长期陷入家庭矛盾，自己的鸿鹄之志不被小地方的人理解。有的人甚至是举债救灾，如“唐山十三义士”。
十年来，很多志愿者们有感于缺少经验和技术，努力推广急救训练。很多志愿者意识到，救灾工作的统筹和精细度要求很高，除了一双手，志愿者还需要管理能力、领导力，单打独斗更是不行的。
汶川地震救援对志愿者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他们经此一役，见过天地众生，也见到自己。
十年后，志愿者的困难和困惑大多还在，但他们的热情如冰川下的火山，依旧不灭，如果有需要，他们会从你我中间重新站出来出发。这是汶川志愿者无言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