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中部某省的一个小镇，或许从第一位来到这里的祖先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就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几年前，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农转非”运动中，家乡人的“身份”发生了彻底转变。

　　这场转变大部分体现在户口簿上，生活却一如往常：年轻人在外地打拼，老人在家守着土地和孩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乡们并不知道，在统计口径上，他们已经作为“城镇户籍人口”，为这个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作出了一点微小贡献。

　　在这股城镇化大潮中，我那人口不足两万人的家乡甚至激不起一朵水花。近5年，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按照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还会有1300万农民进城落户，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会继续提升。

　　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一路高歌猛进，但作为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对“进城”的态度正在变得冷淡。有媒体报道，农民落户城市正从“不敢想”变为“不太想”。而2016年社科院一项针对中西部农民的调查显示，有近半数农民“不想进城”，66%的农民工相信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父母曾经无比艳羡县城里的亲戚，那时一张“机关户口”意味着每月凭证供应的“商品粮”。现在他们却对户口簿上的城镇户籍不屑一顾，城里不仅没有免费的粮食，连吃水都要花钱，每月的物业费、燃气费也都是不小的开销。

　　即便如此，离家乡20公里外的县城也借着“农民进城”发展了一波，本来已经停滞的房地产业纷纷复活，楼盘向县城外围扩张。房地产的花车经常出现在镇上，上面打着各种促销的广告。政府搞“上楼工程”，银行也为农民贷款买房提供优惠政策，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直接刺激了家乡人进城买房的意愿。

　　如今家乡的年轻人在县城买房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他们用多年积蓄换回一套县城的房子，然后去更大的城市靠出卖体力还房贷。每年春节，这些年轻人不会在县城的新房里过年，还要回到农村的家。县城里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很难为这些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这意味着，如果在县城定居，他们就无力支撑家庭。

　　许多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与我家乡的县城有着相似的处境，城市的工业化落后于城镇化。决策者往往更钟情于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增加，而不是产业规划、就业规划。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里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缺乏市民化的城镇化曾为我国带来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同工不同酬和缺失的社会保障甚至成为中国制造业、建筑业的竞争优势。但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8.5%，进入了城镇化的中后期，农民工的市民化比之前更加紧迫，成为城市内部社会分化的核心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民最终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回乡，要么成为“城市里的农民”。

　　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农民进不进城，进哪个城市，应该让农民自主选择。政府要做的更多是让进城的农民能够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享受平等的发展机会。

　　也有学者提出，“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农民一定要到城市定居，要转换成“城镇户口”。中国有许多村庄都具备了现代产业基础，这些村庄按照城市标准来规划，农民完全可能实现“就地城镇化”，农民生活与市民生活方式没有根本区别。

　　那些通过土地流转成为“种粮大户”的农民和在乡镇企业里工作的员工，实际上已经从传统的小农经济进入到企业式的现代经济体系。他们的“市民化”是市民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外在形式。

　　相比那些已经拿到城镇户口但仍生活在农村的“市民”，和那些生活在城市却享受不到平等公共服务的农民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