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各种经济、社会关系严重失衡的反应。严重的失衡已经影响到了快速前进的经济列车的运行，已经到了必须校正的关键时刻。失衡来自于片面追求速度的经济增长主义，来自于支撑了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校正一系列失衡，使中国经济健康平衡可持续地发展。

　　一、内需与外需的失衡

　　内需与外需的失衡即中国经济发展是严重依赖外需拉动。内需与外需的失衡是支撑中国经济三十年来快速发展的模式的逻辑必然，是所有失衡中的枢纽性失衡。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是百废待兴，缺少外汇、资本、技术以及兴办企业的氛围和经验，又恰逢国际上发达国家，包括亚洲四小龙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急需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的、甚至有污染的较低层次的制造业。在给定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自然而然合乎逻辑地选择了承接外来产业转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换言之，选择依赖外需拉动的发展模式是具有必然性的。

　　既有的模式的固有特点使它既可以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这种模式的特点是：①其卖点在于便宜。一旦选择用外需带动经济发展，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必然要有卖点。中国产品的卖点在于便宜。在便宜的情况下还要有盈利，唯一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压低成本，包括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致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②相当多的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等高端的、利润丰厚的环节不由我们掌握。由我们完成的环节是加工制造层面，这是一个利润相当低薄的层面。③忽视国内市场，严重依赖外需。

　　这种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给我们带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内需和外需的严重失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1、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人生产，外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外国人借钱。其经济发展完全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例如2004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对我国产品有着较大的需求，我国经济也就处在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然而一旦世界经济较为萧条，特别是对我国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转为萧条，减少了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相当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假定还必须保持国内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靠投资拉动，因为为了出口而压低了工资致使国内购买力不足。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尽可能地推高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然而工人具有双重身份，即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买不起作为生产者的工人生产的产品的时候，于是危机发生了。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也能说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当国际市场需求大大减少时，国内则因为工人工资低而托不起国内市场的时候，这场开始并不发生在我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则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甚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启动内需，除了投资别无选择，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只剩下了一架。而情急之下，目的性极强的启动内需式的投资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例如投资质量不高，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等。

　　2、严重依赖外需，不仅经济发展依赖于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在严重依赖外需的情况下，由于原材料在外和产品销售在外，上游产品价格上扬会导致输入性通货膨胀。如果用于结算的货币，例如美元有意贬值，输入性通货膨胀就会更为严重，这也是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3、大量的顺差的存在本身会产生负面效应：①外汇不能直接在国内市场使用，必须用外汇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这样会加大国内市场上的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汇存储越多，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越大。外汇只能在国际市场上用，然而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很难买到核心技术，顺差国家退而求其次地购买逆差国家的国债，这样就更为被动。②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逆差的国家会要求处于顺差的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这几乎是美国面对对日贸易逆差和我国贸易逆差的惯常做法。如果处于顺差的国家坚持不升值，处于逆差的国家则会自动贬值，在事实上造成处于顺差国家的货币升值。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格局中，输出产品的国家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输出国际结算货币的国家才处于优势和和主导地位，他们甚至只要开动印钞机机器就可以拥有财富。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曾经指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是逆差，加拿大是逆差，有些发展中国家是贸易顺差，但从来也没有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波特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实在耐人深思。

　　4、严重依赖外资的模式同时依赖于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的逻辑前提是我们没有资本、没有技术，而是拥有便宜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可以招来资本和技术与我们便宜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结合，是所谓相互之间的比较优势的互补。然而实际情况是招商引资很难招来先进的技术。更多地招来的是国外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有高新技术产品，核心技术环节也不在我们这里，一遇金融危机，或者劳动力价格一旦有所提高，那些追求劳动力便宜的外企就会纷纷撤离。我们目前的情况在有些方面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东亚各国的情况十分相似。东亚各国靠承接外来产业转移，表面上看来出口依存度在提高，出口的产品技术含量也在提高，但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多，是西方国家出口平台政策的一种应用：牢牢控制着核心技术，把加工环节转移到国外，可以充分地用转入国的便宜的资源为我服务。危机对东亚的冲击，就在于核心技术的空壳化。

　　解决内需外需失衡的大的思路一是要认识到大国与小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不同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经指出：“中国幅员辽阔，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撑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假如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的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 [1] 247　我们可以毫不放弃外需，但是必须把内需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二，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努力建设消费性社会，这不仅能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还可以使中国经济有扎实稳定的发展基础。同时尽可能地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挖掘人们的消费潜力，这 应当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性举措。

　　解决内外需失衡的具体作法是：⑴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升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这样的做法既可以提升国内需求，又可以因产品成本的增加适当减少出口。为了减少顺差的压力，为了不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不增加失业，可以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减税。当年美国总统里根为了治理滞胀，就执行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供给学派通过减税的政策旨在从微观层面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企业可以有更多的钱用来发展，人民可以有更多的钱用来消费，因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微观层面的事。正因为如此，里根的政策在实践上是成功的。

　　⑵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力培育国内市场，解决内需外需的失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有发展初始的地理位置的差别，更有发展的机会以及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区域发展的差距极大的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 。如果能够把我国中西部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提升到接近我国发达地区的消费水平，那么，萎缩了的外需就很难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而且更好地实践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发展的引擎放在国内自己掌握比放在国外由别人掌握有更多的主动和优越性。为了区域的协调发展，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的那样，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植力度。与此同时，应当扶植和促进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培育商业精神。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和资本，特别是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和资本。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国内总体消费水平。

　　⑶从总体上讲，应当跨越最初的低层次的招商引资。原因在于：第一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资本；第二，内需外需的失衡引发了种种问题。目前应当积极推进在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层面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地走出去。
　　二、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其基础性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是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3.4%，到2008年占11.3%；工业占比从1982年的40.8%上升为2008年的48.6%；第三产业从1982年的21.8%上升为2008年的40.1%。从1997年开始受城市化、工业化，自然灾害的影响流失了820万公顷耕地。这就是在本轮通货膨胀中，率先涨价的是菜价、肉价、粮价等的供给方面的原因。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受到严重冲击，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模式不无关系。在上述三次产业的变迁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大致上是自然发展起来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其背后则有强有力的政府推手。为了追求GDP的增长，从中央到地方上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几乎都是关于工业的项目。农业的项目及其少见，原因在于工业的附加值高，税收高，而农业不仅附加值低，且农业税取消之后也无税可言，地方政府积极性不大。

　　其次是对城市化的误解和1994年税制改革的双重因素，使得农业用地迅速流失。

　　城市化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命题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就是不断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反哺农业，使农业也现代化，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但这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而且是有产业支持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产业支持，没有需求拉动，这样的城市化是很难维持的。在实践中，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有一大批农民办的企业，为了企业群落在空间上的聚集，瓜熟蒂落的形成了一些新兴的城镇，整个过程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自发作用下完成的，这样的城市化并不伴随着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城市化本该如此，然而现实中的城镇化却由于一系列的误解变成了圈地运动。误解之一是试图在短期内消除农民身份，消除农村，拔苗助长，违背市场规律地搞城乡一体化。其基本做法是通过圈地，通过取消农村户口、消除农民身份，消除农村。广大农民在得到薄弱的补偿之后，由于这样的城市化没有产业支持，以致成了没有土地、没有稳定工作、没有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有的地方试图让农民在这样的所谓城市化中从事传统的低层次的第三产业更是颠倒了经济发展的逻辑。经济学上所讲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序数词，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顺序和过程：第一产业效率提高了，有了分工，才会有第二产业；第一第二产业效率提高了，才有了对服务社会化的需求，才有了第三产业。如果没有第一、第二所形成的货币收入的需求，第三产业是断然发展不起来的。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城市化并没有解决农民问题，而是变相地圈了农民的地，使农业的形势更为严峻。

　　对城市化的第二个误解是把城市化理解为城市建设，甚至是建新城，在建新城新区的过程中实施“圈地”。在“经营城市”口号的驱使下，不少地方把稀缺的资源投在城市建设上，不惜举债，不惜重金倾情于城市亮点工程的建设上，于是有了最大的城市广场，有了最宽的城市马路的攀比，有了“鬼城”，“空城”，大量的土地因此被圈。

　　土地大量被圈，进而作为非农业用途的另一原因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的大的政策框架和制度框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旨在加强中央财力，“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其结果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权的不对称，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移动，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从分税制开始，不仅争项目、争资金、跑贷款、忙举债几乎成了基层政府的必然之举，进一步卖土地则成了他们的重要财源。最先被卖的是城市周边，原来给城市提供蔬菜的菜地，再往外扩张就是种粮食的土地。在农业的技术含量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土地的减少导致了菜价、粮价的上涨。

　　“土地财政”不仅导致菜价、粮价的上涨，而且导致了房价的上涨。地方政府不会把土地卖得太便宜，只要土地价格上涨，房价就难以调控。这种深层次的制度安排使调控房价的具体政策收效甚微。

　　地方政府所以能够卖地，在于我们的土地是公有的，地方政府代为管理，农民只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经营权弱于产权。

　　为了解决农业问题，必须对农业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首先，必须认识到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亚于工业，农业完全可以象工业一样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农业资本家的投资象工业资本家的投资一样，是要获得平均利润的。换言之，资本家象搞工业一样地搞农业。专事研究农业问题的舒尔茨同样认为农业可以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亮丽的经济增长点。他指出，西欧虽然自然资源贫瘠，但却出人意料的速度发展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印度按土地的耕种面积将近是日本的三倍，但日本每英亩的产量却是印度的八倍。“美国农业生产的成功戏剧性地表现为产品过剩，大量出口以及提出各种减少产量的政府计划。尽管这样，在1940年到1961年间，农业产量增加了56%，而耕种的土地大约减少了10%，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大约2/5。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是工业的三倍。” [2] 17 是工业的三倍是什么意思呢？此即农业完全可以象工业一样拉动经济增长。

　　必须指出的是，成为亮丽的经济增长点的是现代农业，是技术含量极高的产业，是以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从事的、按市场方式运作的，是农业资本家或者农业企业家所从事的农业，而不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是农民所从事的自给自足的、商品率极低的农业。舒尔茨认为这种农业的技术要素是基本不变的。“农民用的农业要素是自己及其祖辈长期以来所使用的，而且在这一时期内，没有一种要素由于经验的积累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也没有引入任何新的农业要素。因此，农民对其所用的要素知识是这个社会中世代农民所知道的。” [3] 24 传统农业是一种有效率的贫困，即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很好地考虑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率的问题，在给定的条件下已经进行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一个生产要素处于“失业”状态。在不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情况下分流农业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力，只会使农业情况更为窘迫。

　　农业与工业以及其它产业结构的失衡，深层次的是一家一户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农经济或者传统农业，难以支撑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目前的状况是工业这样的长边太长，农业这样的短边太短。一长一短，必然结构失衡。严重的失衡对高速前进的列车的安全性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必须立即着手的是拉长短边，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改造传统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一是改造和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和提升农业的基础设施作为个体农民是难以完成的，必须有政府的投入。政府必须借助工业发展的力量反哺农业。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农村水利电网和危房改造，环境整治的投入力度，继续推进农村公路、沼气建设，把水利作为农村基础建设的重点，多方筹措资金，切实增加投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着力提高耕地质量，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农业的意见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二是要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改造传统农业实质上是改造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问题，人力资本是现代农业的核心要素。“现代农业的供给者是在农业试验室工作的研究人员。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在新农业的要素确实有利可图时，农民的作用是在作为新要素的需求者来接受这些要素。但是，典型的情况是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寻求这些要素。最后，主要取决于农民学会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在这一点上，迅速的持续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术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4] 132-133 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如此重要，而我们连简单地精壮劳动力都流出了农业。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首先是要让农业有吸引力。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除了农业从业人员自己的投资外，还需要政府投资。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错位

　　在经济增长主义的驱使下，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其生动表现是虽然经济在迅速发展，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欠账太多，虽然从数字上看人民群众的收入在提高，但由于上述方面欠账过多，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提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

　　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的，即使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这样的格局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对，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这种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象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政府不仅对私人投资具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政府投资最多的领域。当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改革高歌猛进的年代，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领域推向了市场，推向市场的实质是由人民群众个人负担。这种现象面对经济危机时表现更甚，为了给自己保障，压迫的民间消费能力十分有限。把社会服务完全推向社会，本身是对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服务的相对短缺为代价的，人民群众以个人承担社会服务的形式为经济发展减轻了成本。

　　用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去推动社会领域的改革是不合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有区别的。经济政策适合于应当市场化的领域，社会政策适合于近乎公共产品的领域，二者的混淆会导致经济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以教育为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把全民义务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社会革命目标。各国历史表明，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是不可能靠市场机制发展起来的。教育本身虽不能赚钱，但教育投资却是政府投资中效率最高的。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大，未来的竞争是高层次人力资本的竞争。如果把教育推向市场，那就会象现在这样出现重点大学农村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更多的学生会上不起学，社会就不能有效吸纳来自社会下层的优秀人才。把教育推向市场的另一负作用是卖文凭，卖给有钱的或当官的人，表面上看拥有高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实际文凭的含金量在下降。

　　目前房地产问题的尴尬是把社会问题简单地等同于经济领域的又一生动案例。上一世纪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把住房问题完全推向了社会，让市场去解决所有人的住房。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市场是嫌贫爱富的。经济学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都是基于市场价格的。生产什么，什么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就生产什么；为谁生产，谁出的价格高就为谁生产；怎样生产，劳动力便宜就用劳动力生产，机器便宜就用机器生产，这是基于投入和产出的比较。据此，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市场只能解决高收入人群的住房。至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政府的援助，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显然不能让地价卖的过低，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对于保障性住房明显缺乏兴趣，另一方面，如果房价跌落，地方政府则显得特别着急，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纳税钱予以援助。

　　在把社会公共服务推向市场的同时，却特有地保持了市场化过程中的一块“绿洲”，这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和特有的“特权”体系，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而却不忍受市场之痛，乃至每年“国考”人员不断增加，人们对稳定而有着尊严的公务员职业趋之若鹜，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小政府，而我们的政府却越来越大。

　　经济发展迅速与社会发展滞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与市场的错位。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大有作为，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是：⑴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服务。这些属于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的领域通常由政府提供。⑵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重要。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提供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吸引人才，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和环境。波特认为，这是一国一地区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⑷严格控制的、规范的、透明的、极其必要的宏观调控，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宏观调控。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一系列的误解，市场与政府在功能上存在一系列的错位。具体表现为：

　　⑴如此前所述的把公共服务，社会领域不分青红皂白地市场化，把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完全市场化，一方面使人民群众不堪重负，并开始怀疑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房地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以致能够有效地抵制政府的改革。政府在把社会服务推向市场的同时，不适当地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简单地、片面地追求GDP，GDP的数量掩盖了很多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早就批评过这种专注增长，忽视公共目标的现象。他在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提出应当关心人，应当关心公共目标。加尔布雷思批评道，“经济增长”成了不可动摇的目标和信念，“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遮盖了许许多多不好的事情和做法，对经济增长的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心，对“物”的注意超过了对“人”的注意。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从商品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影响，制药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 [5] 282　加尔布雷思的结论是，应当把对物的关心转移到对人的关心，对“公共目标”的关心上。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突出“公共目标”，那么，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

　　⑵由于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依然热衷于审批。审批的实质是计划经济的作法，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下，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给谁生产都由投资者自己决定。亚当·斯密曾经非常深刻地写道，“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的比政治家和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别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员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的人，是再危险不过了。” [6] 27-28　热衷审批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权力偏好，因为项目就是资源，于是会产生大量的寻租和腐败。我们应当真正相信市场经济，而不是叶公好龙，相信只有政府提供了好的制度，扼止垄断、特别是国有企业靠行政力量形成的垄断，创造了平等的、好的竞争环境，维护了公平和正义，市场一定会把资源配置到最佳状态。

　　⑶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让机制去起作用，而不是频繁地宏观调控。我们所以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因为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成功的，市场经济的成功首先在于它的机制，而不是宏观调控，即首先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然后才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相对“消极”宏观调控。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太主动，太频繁，并且频繁地使用行政手段，就会干扰经济秩序本身的内在规律，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极后果。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还存在着更相信宏观调控和行政力量的现象，并且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