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美国太空探索公司(Space X)成功发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的消息，一日之间便刷爆了“朋友圈”。日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国家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副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猎鹰重型”的发射难称“壮举”，“猎鹰重型”本身甚至算不上“重型”；并称“长征九号”的预先研究工作、技术攻关、方案论证都在进行中，也有一些初步进展，只待国家正式立项。“以中国现有技术，立项后10年之内研制成功是完全可能的”，“到时有可能是世界上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之一”。

　　昨天，就在中国人还在睡梦之际，Space X“猎鹰重型火箭”（Falcon Heavy）在美国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首飞成功，携带特斯拉飞往火星。这枚火箭瞬间成了舆论热点，如今一天过去，对于Space X、创始人马斯克、猎鹰重型火箭等话题的讨论可谓比比皆是。

　　观察中国舆论场上的不少讨论，都在明示或潜藏着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马斯克”，或是“中国什么时候才有马斯克”。其实类似问题早已不鲜见了，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再到现在的“马斯克之问”，这些问题的核心指向，大概也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科技不再有“四大发明”级别突破的焦虑。

　　平心而论，航空航天本身是个有相当门槛的领域，一般知识水准的网民很难从专业角度理解其突破在哪、难度大小、意义如何，大致只能出于生活经验去“感受”其震撼。在不少讨论中，围观者迅速标记了其“私企”的属性，并由此生更增加了一重震撼：一家私人企业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突破？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大概是来源于生活体验，私企并不堪承载诸如星辰大海之类的宏大命题，在一些民族叙事较为强烈的领域，这些重大突破的主体，只能是国别而非企业或个人。

　　然而，且不说Space X的最新成果，就从科技史来说，其实这种印象，未必符合历史常识。以“四大发明”为例，大概没有哪例是倾举国之力钻研出来的，恰是一个个个人有意甚至不经意“鼓捣”出来的，朦胧的历史记载便可作为这种“偶然”的例证。及至现代，这种个体对重大创新的推动依然堪称主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定义为“企业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早已写入了我国的诸多文件。对于一个私企来说，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放置于今天的时代语境下，其实也本不该是多么令人惊诧之事。有希望解答各种“XXX之问”的，大概率就是一个个可以指名道姓的某某某。

　　当然，由国家推动的重大科研与由企业或个人求得的科技突破，也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就像“猎鹰重型”火箭，从指标来看也不是空前绝后，它的推力并不如美国登月时的“火星5号”火箭。其可贵之处，恰是把这种不计成本的突破改变成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大大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这也是国家科研与企业创新良性互动的一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不大可能亲身参与太空探索，在关注太空之余，更该关注的是脚下，人类在太空无论前行多远，本质上仍是由地球的土壤决定的。“马斯克”出不出现，或是别的这谁那谁出现，出现在这个那个领域，正如创新本身，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事件。但一些具有共性、堪称世界通例的土壤，却是可以营造的，比如是否有更多开放的领域让参与成为可能，财税体制的改革是否能激励起积极性等等。换言之，当我们紧盯着器物层面的创新，恐怕火箭出发的起点，恰又是从制度层面的创新开始的。

　　当我们今天为马斯克欢呼，对一个企业表示钦佩之余，也不妨回溯亚当•斯密的一段话：“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并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实际上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使他将资本投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段话值得回味，尊重个体的力量，肯定企业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依然有反复阐释的意义。真正让一件事“不可能”的，恐怕只是外在的束缚因素，而非人的力量与无穷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