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层治理需要立意高远主动探索

　　招商街道7年多的基层治理改革探索，其出发点不仅仅是基层角度完成任务，贯彻落实，而是从党和国家社会建设的大局着眼立意，自加压力，主动探索。

　　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专项经费的条件下，招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一班人一干就是7年，开展了从区域党建、公共服务到居民自治和社会组织培育等一系列改革探索，取得了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机构“零临聘”等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这与党工委书记黄立新同志带领的一班人聚精汇神、一心一意探索社会治理分不开。黄立新同志个人的管理学专业背景、长期基层工作经历使他善于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整体谋划社会治理，但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对于社会建设的使命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理的实践，以廉政为善政开路的意志。正如南山区一位区委领导所说：“他是一个改革的人，好象一股清流”。由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刚刚起步，评价标准并不完善，招商街道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是一项典型的“一把手工程”，需要在干部配备、任期上格外重视作出安排。

　　2、以“横切面”统筹条块联动

　　城市街道办是政府与社区间的纽带，街道党工委与农村区域的县委一样，也是“治国理政的一线指挥部”。基层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街道与政府各部门统筹联动。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块块”是“基层”，“条条”是“上级部门”，难免在协调中出现矛盾。因此，作为“块块”的负责人必须有所担当、消化改革中的短期阵痛和种种不理解不支持。招商街道在设立“审批中心”整合相关业务科室审批职能过程中，一个科室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够理解，在当年业务考核中将招商街道排在了全市倒数。这提醒我们基层治理创新需要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先行先试者创造有利于改革的外部条件。

　　3、 把握节奏，重点突破，循序展开

　　制定“三年行动计划”是招商街道的重要工作方法，针对街道社会治理的轻重缓急，结合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锁定一个改革领域，整合各种优势资源逐年突破。

黄立新为“招商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揭牌

　　第一个“三年计划”中，2010年为“基层基础年”，开展了“一核多元”区域化党建和“一格三员”网格化管理；2011年为“社区服务年”，在花果山社区以“社区服务中心”率先探索跨部门综合性非行政化的社区服务模式，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窗式”、“一体化”服务模式和“全景式、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以贴近居民、提升服务；2012年为“社区治理年”，以花果山社区为切入点，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第二个“三年计划”中，2013年是“制度建设年”，为使创新落实为制度，为街道和社区制定了200多项制度和规范；2014年开展“多元互动年”，扩大社会参与，提升政企、政社、政民互动水平。这一年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两者恰好有机结合；2015年是“质量提升年”，旨在精耕细作、打磨细节、体现效果、形成标准；

　　2016年，招商街道党工委谋划未来三年的工作，希望在创新的基础上构建基层治理中政府和社区的标准，以引领未来的社会建设。这一年招商街道获得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颁发的“全国创新型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奖。

　　4、社会治理任重道远，需顶层设计、战略推进

　　30多年前，中国既没有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也没有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经过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观念、制度深入人心，而社会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例如“蛇口社区基金会”的发起者中很多都是当年跟随袁庚创建工业区的“老蛇口”，他们在基金会的运作中发现，社会组织的使命和规则不同于企业，为了有效地决策，理事会成员坐下来一起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可见，即使是对市场经济逻辑非常熟悉的蛇口人，对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还是相当陌生的。整体来说，社会治理的规律还是有待在实践中认识的领域。

　　例如，政府公共服务的责任边界在哪里？社区内部的公共需求是否应由财政支出来满足？政府是否应建立公共服务的清单？“民生微实事”一类的公共投入如何形成常效机制？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应当是什么关系？业委会的法定性如何确定、其成员的权利义务如何匹配？

　　当中国经济处在崩溃边缘，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时候，中央是通过建立蛇口工业区、深圳特区等一批“试验田”，闯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调节与规制的“市场”。今天，当维稳的经费超过了军费，中国社会处在矛盾风险冲突叠加状态下，能否用未来30年闯出一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三位一体的“社会”？来自蛇口的“招商样本”正在引发我们深入的思考。

　　（作者单位：明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莫筱筱，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社科学院研究助理、博士；宋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