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城市化委员会委员涂圣伟日前撰文《加快释放农业要素配置红利》 ，重点阐述了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业结构性问题需要做好要素配置，走出农业长期拼资源拼消耗困境亟须优化要素配置，释放农业要素配置红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全文如下：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全面分析我国农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农产品供求主要矛盾的基础上，给出的破解“三农”发展难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加快深化农业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优化农业要素投入结构，不仅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题的关键，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战略增长潜能和发展红利。

    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业结构性问题需要做好要素配置这篇文章

    2004年以来，中央接连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构建起一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惠及面广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农民在提价、增产和国家补贴中获得多重实惠，但农业发展同时陷入了“一个现实悖论”，即出现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奇怪现象，大量增产的同时大量进口、库存大量积压；主要农产品国内外价格持续倒挂，国外农产品冲击不断加大，我国小规模、高成本农业难以为继。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农业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让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关键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对优质农产品和农业多功能的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根本途径是多要素联动深化农村改革。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关键在加快以土地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只有扭住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关键节点不松手，尽快优化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和组合方式，才能从本质上提升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率。

    走出农业长期拼资源拼消耗困境亟须优化要素配置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受二元分割制度阻隔，我国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呈非均衡配置，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制度放活和技术进步，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交换明显增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呈现非对称性变化，农业要素组合关系总体优化。

    一是人地紧张关系总体缓解。农村劳动力外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劳动土地关系得到改善，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二者比例关系趋势下降，这一局面直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即“民工潮”出现开始扭转，2000年后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一步加快，二者比例关系才得到持续优化。

    二是单位土地资本投入在2000年左右出现拐点性变化。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间，农业单位土地资本投入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进入新世纪后，单位土地资本投入才出现比较明显变化，这与国家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有较大关系。200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从1231.5亿元增加到3173亿元，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从414.5亿元增加到504.3亿元，年均增长3.3%。

    三是劳均资本积累在2004年后出现较为快速的增长。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我国农业劳均资本积累长期处于徘徊状态。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在经历了一个农业劳动力外流与资本投入增长的逆向变化过程后，劳均资本出现较快增长，农业资本加速深化。

    尽管农业要素组合关系总体优化，但由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相对滞后，我国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和配置效率改善仍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进展缓慢，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面临诸多障碍，导致农业要素投入出现“两个逆向变化”，即剩余劳动力退出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进入不同步，高素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不同步。由于现代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替代不充分，农业发展只能长期拼资源、拼消耗，一些地方耕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不断加剧，导致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难以大幅提高。

    上述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滞后，城乡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

    一是地权不稳定造成土地无法充分流转。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没有根本理顺，农村土地无法高效流转，流转交易成本过高。虽然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但很多地区没有落实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土地流转合同大多以二轮承包期为限，由于合同到期后相关权益没有明确规定，农业经营主体投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

    二是劳动力不完全退出与高素质劳动力不充分进入。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但总体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速度赶不上高素质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趋势加重。据相关调查，我国农村接近60岁或者达到60岁的劳动力已经占到多数，而留乡的劳动力中，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较小。

    三是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的门槛较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看来，要彻底改造传统小农业，必须对农业生产和生产过程持续追加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近年来，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但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的门槛依然较高，对资本下乡的土地、金融、用工等方面的服务仍十分薄弱，资本下乡面临的用地难、融资难、用工难等突出问题。

    四是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外事实证明，市场作用的有效性与其完善程度成正比，而市场作用的有效性又直接决定和影响生产效率。我国农产品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还比较迟滞，要素自由流动受到较多限制，影响了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

    释放农业要素配置红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农村改革攻坚克难、农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必须尽快扭转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失衡和配置扭曲的局面，释放农业要素再配置潜能，激发农业农村内生活力。

    优化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重点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土地制度改革力度，加快释放土地要素。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当前制约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但与社会期待存在一定差距，应加快明晰土地产权，尽快完成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加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退出、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等探索力度。同时，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加快发展土地金融，推进土地资本化运营。

    二是加强农业劳动力职业化建设。围绕提升农业劳动力职业化、组织化水平，创新培训方式，加大对有意愿、有文化基础农民的培训，使之成为新型职业农民；重视现代农业产业工人培训，加快培育一支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产业工人队伍，夯实农业产业化人才基础；结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求，加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力度，积极引进一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

    三是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下乡。尽快推动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相关政策落地生根，拓宽社会资本参与现代农业建设的领域和范围。在落实好“三个不得”的前提下，逐步消除对工商资本下乡的部分歧视性政策，降低进入门槛；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租赁农地事中事后监管，加大“非农化”的惩处力度，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流转纠纷解决机制等；健全社会资本下乡服务体系，着力解决资本下乡用地难、用工难、融资难等问题。

    四是健全农产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从保障市场公平交易和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着手，进一步健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体系，特别是加强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和手段的应用，提升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和上市“最初一公里”组织化水平。加快培育农村要素市场，引导各类要素有序流转交易，促进资源资产化资本化，实现有效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