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年前，学界就发生过激烈争论，有人说“农民工”这个称谓不合理：中国是个农民的国家，大家不是农民的儿子，就是农民的孙子，今天的城里人追溯三代，谁不是农民出身的？凭什么偏偏把改革开放进城的这一代，叫做“农民工”呢？
　　
　　当时我就注意到，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在政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海南，我身边的男性同事，占压倒多数的都是农家子弟。以我领导过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为例，别看同事们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一回到本乡本土，个个都有头有脸，都是十里八乡最聪明的孩子。一个农村出身的知识精英最典型的成长道路，就是一路“当冠军”打上来：小学同学当中就他一人上中学，初中同学当中就他一人上大学，大学同学当中就他一人读研，硕士同学中就他一人攻博……。尽管这些“常胜将军们”牛气冲天，在同龄乡亲面前难免有优越感，但谁也不“过河拆桥”，无一不对现行的户籍制度深恶痛绝，无一不强烈地主张废除现行户籍制度。我每次都表扬他们，“好样的，没忘本！”但是只要深入了解到中国和海南的实际，就都知道在短时期内，即使是像深圳和浦东那么富有的地方，也没有能力废除户籍制。
　　
　　当时一位官方发言人说，保留“农民工”的称谓，是为了保护他们在故乡的土地所有权。由于是“农民工”，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就有他的一份。万一在进城奋斗中有个什么闪失，马上可以退守农村，享受最后的保障。此言一出，就说服了大家。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海南1992-1993年的房地产热并不可怕，因为那时炒的只是“楼花”，那时的“泡沫经济”不过是割韭菜；而今天的“征地热”可不得了，那是在拔葱，是把农民子子孙孙的未来，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的未来，统统连根拔了！
　　
　　所以，一个地方不管GDP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有多么辉煌，只要它的业绩是靠卖地取得的，就是在“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就是在出卖农民的未来，断送农民工的退路。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越来越觉得当初保留“农民工”的称谓，实在是先见之明。未曾进，先思退，有了这一招，人家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弟，才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最新调研表明，今天“80后”的二代农民工，转变户籍、成为城里人的愿望并不强烈，反而越来越想保留农村户口，保留农民身份。这一点，甚至出乎他们本人和父母的预料。
　　
　　一个典型的“80后”二代农民工，要么幼时作为“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在农村带大，学龄时再被父母带进城里上学，受完义务教育后求职工作；要么从小生长在城里，自幼梦想着有朝一日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成为地道的城市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待遇。多年来，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他们当中的精英人才，成功的奋斗故事。
　　
　　然而就在这二十多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日益雄厚，土地价格也日益高昂。从前几千元一亩，几万元一亩的土地，今天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几百万一亩。土地的价值越高，农民和“农民工”的含金量就越高。因为人家仅仅凭这个称谓本身，就能获得一份越来越丰厚土地转让收入。从前“农民工”只是一份保命钱，现在则越来越变成摇钱树了！所以在21世纪头10年过后，我们才发现“农民工”的身份和“农民工”的那份土地权益，正在成为左右“80后”农民工转变户口意愿的调节器。
　　
　　根据2002年8月29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在“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来承包的耕地和草地。”
　　
　　这一条规定等于宣布，“农民工”从此面临着两个选择：如果想继续保证其承包地与宅基地的承包权不变，就必须选择“小城镇”落户；如果要将户口转变不设区的城市，也就是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则交回承包地。在那些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省份，还要求必须交回宅基地。
　　
　　在大城市打工，工资待遇固然较为优厚，但是前提必须是保持“农民工”的身份，否则家乡那份土地权益就会丢失。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活动半径。要想保住家乡那份土地权益，就必须满足于就近迁入县级小城市，甚至更小的城镇。这样，临近家乡的小城市的吸引力倍增，大都市的人口压力也就不那么沉重了。
　　
　　于是，“80后”二代农民工，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修正自己的理想。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劳动技能越强的青年，特别是进入精英行列的青年，越是敢于抛弃家乡的土地利益，义无返顾地投入大城市的怀抱；受教育程度越低，掌握劳动技能越差的青年，越是不敢抛弃家乡的土地利益，就越是要满足于在县级小城镇落户，成为小城市或小城镇的公民。这一点，与今天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向完全一致。
　　
　　敢于移民发达国家、就业于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高等院校，并以“世界自由公民”自居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敢于在发达国家的学术机构靠研究所在国国情和文化为专业的，当然就更是少数。绝大多数出国学者，只能“在外国吃中国饭”，充当为外国人效力、帮助外国人琢磨中国的“中国通”，往来于两国之间。
　　
　　特别是在今天，一方面，我国大城市房价越来越高，农民融入大都市的门槛越来越高，而时光荏苒、青春将逝，一切人都必须收敛雄心、告别狂想，忠实地面对客观环境；另一方面，粮价也越来越高，国家支农富农措施越来越有力，而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土地价值越来越高。倘若国家能够在“十二五”时期调整好分税制，废除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让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收益，农民工就更加不去大都市扎堆，宁可在本乡本土的小城镇去落户。
　　
　　远方大都市和故乡小城镇两头都有吸引力，单向度的未来，就变成多元化的选择，农村青年的人生路之就越走越宽了。
　　
　　这个政策会变吗？当然会，如果大都市劳动力短缺，门槛就要降低些，如果大都市劳动力过剩，门槛还会更高，一直到有朝一日，城市差别基本消失。原来，这就是我们苦苦寻找了多年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
　　
　　 “梦里寻它千百度，瞢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明白了，终于明白了。

 （作者系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海南省行政学院副院长，经济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