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说到这个话题，户籍制度又一如既往成为千夫所指，一时间公平、正义、自由迁徙权等等大词儿又满天飞。笔者绝对认同这些概念，但总说概念难免流于纸上谈兵，不如务实一点想想户籍之外的路数。

　　先不说户籍，先来看看当年另外一个不公平待遇的载体——粮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一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采取一种“转人不转粮”的临时性户口政策，也就是说，鉴于粮食供求形势偏紧，你即使落了户，也没有“皇粮”可吃，而需要“自理口粮”，也就是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国发〔1984〕141号文件）规定的《自理口粮户口簿》。

　　公平吗？当然不公平。怎么解决呢，反正不是靠舆论攻势强行压地方政府为公平计统一发城市粮本，而是靠粮食问题的总体解决，即挥别统购统销，实现总量无虞前提下的市场化供应。等大家都不靠粮本买粮的时候，公平问题也就水到渠成解决了。

　　同理，在与户籍挂钩的公共产品无法充足供应的时候，天天呼吁放开户籍意义有限。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

　　这中间巨大的差距意味着每增加一名城市人口，地方财政就多一份巨大的支出。当然人们可以说来的都是客，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能带来消费等等。但对地方官员而言，财政支出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当下的，经济贡献和消费拉动，那是无法量化为政绩的，是长期因素。如何权衡两者，他们心里都有一本明账。

　　这么说自然不是为永不放开户籍找借口，而是说城镇化是一系列事件，户籍制度只是诸多变量中的一个，配套问题不解决，靠放开户籍单兵突进难以奏效。

　　“淡化户籍权利功能”自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其前提是权利与户籍的脱钩，而脱钩的前提则有两个：一是大中小城市乃至新农村的居民福利水平大体扯平，人们不必扎堆去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二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必由官家独揽，放开民间办学、办医乃至办廉租房，以保障供给的充分和可持续性。

　　等到城乡差别大体消弭，且人们不再凭户籍去上学买房寻医问药之时，则不用高唱放开户籍，而人们自然会把户口本当作粮票一样的历史文物来保留。

　　（作者系北京资深财经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