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出本书，我们三五年，人家三五万。”一位高校教师的感叹，道出了大学教材的“挂名主编”乱象。据媒体调查，只要花钱就能在大学教材上挂名，“第一主编9000元，第二主编8000元，第三主编7000元”。从内容代写、主编挂名、出版入库到代购代销，围绕图书“挂名主编”，已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教材“挂名”之所以可行，有几个前提：首先，能够挂名的教辅类书籍大都是协作出版物，不仅有作者，还有主编、副主编、编委会。通常而言，不同作者负责不同篇章的内容创作，主编、副主编主要负责承担统稿和联系作者这类行政事务性工作，某些编委会成员则承担顾问角色。第二，在学术著作出版的过程中，有关单位要使用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就得授权出版社进行代理，出版社进一步将代理权分发给中介商，所谓“代理权”，有时候就包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帮助权利人争取各种签约机会”。第三，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图书印数较少，其有限的图书出版成本超过发行收入，而通过挂名，既可以得到单位、协会等方面的财力支持，在发行上也有了保证。这一模式中的关键问题，在于“代理权”可以分发到中介手里，中介为谋取利益，自然就会打挂名的主意。

　　“代理权”外包给中介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买卖书号”。概括地说，是国有出版单位以合作出版的名义，利用其出版专有权，将图书出版的编辑（终审权）和经营权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给非出版单位。究其原因，是因为图书出版门槛很高，而书号进行总量控制，使得本来只是一种标识的图书编号，反倒成了稀缺品，有了经济价值。通过交易，出版社赚管理费，代理商赚畅销书的出版利润、教辅书的渠道利润。尤其就教材书而言，很多单位和组织可以介入一般指定用书的发行。相对而言，大学教材不指定，但只要“挂名主编”，无需费力，也能保证一定的收益。另一方面，从供需关系上讲，具有评定职称需求的人也不在少数。虽然根据《著作权法》，没有主编、副主编的说法，但是在很多单位的评定过程中，他们都被列为一种评审条件，在部分情况下，主编、副主编似乎比创作人员还要更胜一筹。

　　“挂名主编”是“买卖书号”的升级版。单单就“挂名”这一环节而言，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比如掐断变味的供需关系，切入点就是不再将主编、副主编、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再就是对学习辅导类图书的发行进行规范治理，要求图书发行与机关的利益脱钩，规定由出版社承担发行任务，在专有出版权的使用上规定不得再分发。但要从根本上化解好“买卖书号”难题，还需要采取更深入、更有力的方式方法。从这些年受到查处的出版社来分析，买卖书号的大都是地处边缘或出版资源比较匮乏、内部管理不善的出版社，把买卖书号当成了其生存、生“财”之道。对此，应该考虑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机制，设定具体考核指标，分门别类、严格打分，不搞终身制，对于优秀出版单位不限书号，对低等级单位减少书号数量，直至取消其图书出版资格。

　　近年来，图书出版界有增无减的买卖书号现象，阻碍了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相关方面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制度，但这一乱象仍没有绝迹。这其中，既有它很难被识别和惩处的因素，但根本上来说，是它作为商品属性的一面没有得到充分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