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发布。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23:1。这份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绿皮书》预测，这个差距仍将扩大。

　　然而，这种差距态势却已在成都出现重大转折：2002年，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66：1；2010年，这一差距缩小为2.54：1。

　　8年时间缩小0.12——成都这个微小的数字，注定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征程中的历史坐标。“这个拐点已经确实出现。”省委书记刘奇葆在国防大学做《四川：从悲壮走向豪迈》报告时表示，成都经过多年统筹城乡试验，城乡差距在缩小，已经走到了拐点，从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转变到开始缩小城乡差距。

　　比肩全国，“成都拐点”凸显标杆价值：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却由1977年的2.22:1扩大到2002年的3.11:1进而扩大到 2010年的3.23:1。而成都自 2003年开始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保持城乡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开始呈现城乡差距缩小趋势的特大中心城市。

　　自我超越，“成都拐点”彰显战略力量：从2002年的2.66:1到2009年2.6：1，成都用了7年时间缩小了0.06。而近两年，在经受“5·12”特大地震考验的同时，成都用一脉相承的思路和办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了“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同时将这差距再度缩小0.06。

　　到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到2.4：1，到2020年，缩小到2：1——肩负国家使命，成都继续前行。

　　大事记

　　2003年3月成都市在龙泉驿区、都江堰、双流、郫县、大邑县开展试点，拉开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的序幕。

　　2003年10月22日“三个集中”被正式确定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具体办法。

　　2004年2月 成都市出台第一个推进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指导性文件《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

　　2004年8月 成都启动“大部门制”改革，从规划入手，将过去城乡“分而治之”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进行整合。

　　2006年1月 成都正式提出“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

　　2007年2月 “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的意见正式抛出。

　　2007年6月7日 成都正式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7月 成都提出要用“全域成都”的理念实施城乡统筹，建设新型城乡形态。

　　2007年11月成都全面启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革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四大领域37项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额度超过2000亿元。

　　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出台2008“第一号文件”，把改革的重点锁定在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推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开展农村房屋产权使用权流转上。

　　2008年10月13日 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诞生。

　　2008年11月成都市出台《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至此形成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六个“一体化”目标。

　　2009年12月 成都市正式确立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发展目标。

　　2010年2月 成都市出台文件全面推动深化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

　　2010年6月 成都对全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工作进行检查验收均为合格。

　　2010年9月 成都全球招募乡村规划师，全国首创在市域所有乡镇配备规划师 。

　　2010年11月成都市《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进一步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2011年2月 成都市政府出台新一轮统筹城乡社会保险改革政策，城乡劳动者将同等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2011年3月 成都公布《关于建立农村住房保障体系的实施意见（试行）》，将建立农村住房保障体系。

　　拐点怎样在重建中提速？

　　“灾后重建是对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直接检验，也丰富、深化和完善了我们的实践。”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如是说。

　　2003年，以发端于双流“三个集中”为标志，成都市启动统筹城乡改革“自费试验”。

　　“四年来，成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在2007年6月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李春城代表成都市委、市政府表态：成都已开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可喜局面。

　　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成都的“自费试验”也上升为国家战略：2007年6月，成都获批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肩负“要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率先突破”的历史使命，成都改革悄然驶向“深水区”——2008年，成都市委出台2008“一号文件”《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从而开启被称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幕。

　　2008年5月12日中午，成都市委主要领导一行驱车前往都江堰市鹤鸣村调研，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即将在这个偏僻的小乡村启动。然而，在去往乡间小路上，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了。

　　“5·12”地震让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地遭受重创，房倒屋塌、伤亡惨重，直接经济损失1247亿元。“哪还有精力搞产权制度改革哟。”面临灾后重建的繁重任务，基层民众有了不同声音。

　　“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进行灾后重建。”面对严峻挑战，成都市委、市政府更坚定推进改革的决心，这也成为成都化危为机，攻坚克难，创造科学救灾、科学重建、科学发展“三大奇迹”的法宝。

　　回头看，正是当初成都市强力的改革决心，确保了灾后重建任务的顺利完成。在灾区确权颁证的迅速实施，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撬动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加速了灾后重建的步伐；深化“三个集中”和推进“三化联动”，确保了灾区的产业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灾区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一个更高起点上；“村民议事会”制度的运用，有效化解了灾后重建中的矛盾，调动了村民自主参与灾后重建的积极性……

　　如今，在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一个个地震重灾区开始凸显新的田园风光：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齐全；别具一格的乡村酒店群、旅游休闲区和现代农业基地成为科学重建的典范……

　　灾后重建既是对成都统筹城乡改革成果的运用，更推动着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向纵深推进。

　　随着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2010年，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交出让世人瞩目的答卷：GDP超过55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205元，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54：1，在2009年基础上大幅缩小0.06。

　　“这个趋势是确定的，是可以巩固的。”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委做出研判：缩小城乡差距的“成都拐点”已经出现。

　　“‘成都拐点’无疑是成都城乡关系调整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变化。”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认为，这意味着成都多年统筹城乡的政策绩效正在逐步显现。

　　2010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发布的“成都城市化模式案例”研究报告显示：成都城乡一体化实践在全国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为破解西部乃至全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提供了大量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拐点为何出现在成都？

　　“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缺陷难以克服，城乡管理体制之间尚存巨大鸿沟。”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分析认为，这些因素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绿皮书》的分析成为成都为何能出现拐点的“正解”。

　　8年多来，成都在农村产权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城乡规划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民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

　　从2004年起，在还没有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补贴的时候，成都就开始强制性地把新增财政收入大部分优先投向农村，完成乡卫生院和农村中小学的标准化建设。2007年，成都市政府财政对三农的支出达到117亿元，接近之前4年的投入总额。此后，成都市财政对三农的投入稳步上升，2009年达到192亿元，比2008年增加44.5亿。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投入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民新型聚居点的建设。

　　2008年底，成都市出资4.6个亿完成对223个公立卫生院、2396个村卫生站的标准化改造；2009年，成都市2000多个村每个可以从财政拿到至少20万元，用于道路、沟渠以及治安等公共设施和服务支出，同年，成都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一体化。

　　随着灾后重建的基本完成，2010年，成都多年的改革成效进一步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前进——

　　4月起，《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正式实施，养老保险体系实现城乡居民全覆盖；

　　6月，成都对全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结果均为合格，这项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任务”，通过“确权赋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保障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11月，成都市公布《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将通过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保障农民的自由流动……

　　在更多专家学者看来，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成都是从缩小城乡居民权利差距入手，找到了缩小城乡差距的路子。

　　“从这个角度看，‘拐点’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郭晓鸣说。

　　拐点能否可持续？

　　在全国城乡差距还在逐步扩大的形势下，成都城乡差距的缩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这个趋势已经出现，因为它是有一些硬件、一些要素在支撑它，它不是偶然的。”专家学者如是说。

　　“成都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先试，通过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和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着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三农”难题，带来了工农和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城乡差距不断缩小。”曾多次到成都调研的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表示，“成都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8年多来，在探索破除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过程中，成都形成了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逐渐构建起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成都统筹城乡的实践成效看来，成都市实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四大基础工程”，是解决“三农”问题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举措，抓住了根本。

　　4月2日，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入持久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总体战略，将成为未来五年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

　　基于“成都经验”的支撑，成都市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信心更加坚定。

　　根据《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到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到2.4：1，到2020年，缩小到2：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成都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力争用5—8年把成都建成中西部地区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用20年左右初步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进入世界三级城市行列；用30到50年最终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成世界二级城市……

　　朝着宏伟目标前行，“成都拐点”将继续佐证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个奇迹。

　　声音

　　“拐点”之后成都依然任重道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郭晓鸣

　　“拐点”出现是城乡关系中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变化。按照发展经济学城乡差距的“倒U　”曲线规律：在工业化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差距将保持稳定，在后期阶段将呈缩小趋势，在工业化结束时可实现初步的城乡一体化。按此理论，成都城乡差距“拐点”要在工业化的后期才能出现，而成都在工业化的中期后半阶段就出现了“拐点”并呈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表明成都以统筹城乡的成功实践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了重要进展，成都将进入一个城乡更加均衡的发展阶段。

　　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1，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拐点”出现到实现城乡稳定有序和一体化的发展阶段，成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且“拐点”之后，成都的统筹城乡改革将进入深水区，任务将更加艰巨，问题将更为复杂，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更大。而反过来讲，成都能否巩固“拐点”成果，并进一步实现递进式“拐点”的出现，或者说递进式“拐点”出现的时间长短，这些都取决于成都下一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在制度创新上能迈出多大的步伐和付出多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