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农民田某想找回他20年前的1万元钱，为此，他已经花了15年，并且不知还要再花多少个年头。这些年里，从住房到日用品都在涨价，1万元已经不太值钱了。但当年，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江六村，一个距离中国和越南边境不足40公里的山村里，田某作为“万元户”是令人羡慕的能人。

　　用20年前“万元户”形容时下的百万富翁委实一点也不夸张，记得20年前的90年代，笔者的每月工资也就100多元，10000元对于笔者当时无疑还是“天文数字”。试想，一个农民在那个年代依靠打工攒下10000多元该是何等的不容易。然在怀里“捂了好几天”终究没有抵抗住宣传的诱惑，还是出于自己将来养老的考虑，将一万元存入到当时在农村普遍推行的“储金会”账户。在今天看来颇有非法集资嫌疑的储金会，在当时不仅是政府极力推广的项目，在“有钱存银行支援国家建设”观念极其浓厚的氛围中，农民抱着最朴素的心理将从牙缝中省出的一些钱投了进去。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再加上储金会的钱“被当时管理账目的村支书大量放给亲属做生意，无法收回”，且遇到随后的“新官不理旧账”，农民田某的1万元以及其他村民共计8万余元，历经20年依然难以找回。笔者不由很想问一句，究竟谁该为这一不该出现的后果埋单，谁来安抚那些因政策调整而利益受到损害的农民？

　　平心而论，20年前，村委会在农民群众的眼里不仅代表“政府”，村干部的宣传更意味着国家政策的导向，当地政府应当为“储金会”的后果承担“主体责任”，是村支部书记违纪也好，是该项政策设计本身存在问题也罢，既然农民把自己的辛苦钱投进去，政府也用“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会员证”的形式给农民做出了承诺，无论最后政策如何调整甚至被“废除”，农民的利益都应当得到保障，这既是负责任政府应有的担当，更是政府必须恪守的公信准则。无论政策设计有误还是落实中出现问题甚至是决策失败，由终端群众“埋单”既不公平，更有悖政策和法治初衷。无论如何，对政策、决策有问题或失误造成农民利益受损的结果，政府都必须承担“兜底”责任。

　　当务之急是尽快采取解决办法，不要让地方政府公信再为20年前的数万元“储金”受损。由此我们还要看到，当前，在鼓励改革同时，政府更应当敢于担当，让改革具有群众基础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