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佑国：城市化委员会建筑产业现代化专委会专家顾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我很赞同乔润令主任的报告：既从各方面讲了特色小镇的实施，又分析了特色小镇的风险。所以，对于特色小镇投资需谨慎。

　　2000年，同济大学《时代建筑》曾与我联系，说到上海市准备在郊区搞九个小镇，十七年过去了，只有江南古镇朱家角成功了。

　　2003年，我讲了“人多地少”的再思考，其中一点是“人均GDP空间分布的梯度”问题，对于我国城市人均GDP，城市中心和郊区差距太大，这就意味着在这中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998年，国家倡导“退耕还湖”“退田还林”，我想，与其政府出钱让农民在地里种树，还不如允许城里人下乡买地住家，并立法规定绿化率，其绿化生态效果比农民种树不会差。政府直接出钱补贴农民种树，这属于公益性质。而城里人下乡住房种树是生活消费，带动农民就业、农村发展。像这些做法，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制度，效果很难保证。

　　我参与海淀西山地区的规划时，制定的方案全部都是利用山前坡地、荒地，最后开发商等方面表示不解、不同意，还是偏好优势地块。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老工业区用地、甚至垃圾堆积处理的地方都是可以利用的地块。以柏林为例，一块工业废弃地零地价招标，但是要求中标者必须处理好该地的污染问题，达到治理标准。

　　今天这个话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且在我国中产阶级群体已经很庞大的前提下，也有现实的必要性。与日本、欧洲相比，我国土地利用面积并不紧张，但是我国当下住宅用地紧张是事实。而浙江省能发展得很好，其实就是因为其市场化氛围强，加之政府信誉高，很多方面非常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其很难像城市土地一样流转，这是发展特色小镇中最难突破的限制。而某些基层政府又缺乏信誉，用地没有安全保障。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我国居民大部分居住在高层住宅，甚至某些乡镇都进入了“高层住宅”时代，这样一来，又面临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要解决最核心的土地问题，既需要政府树立信誉，又需要立法规范诚信。

　　特色，正如乔主任所说，就是差异性。一个城市的特色，从外部来看是“可识别性”，也表现在差异性上，但最重要的是“内部认同性”，也就是说城市内部的人对该城市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的“认同感”。传统城市正因为有很强的“内部认同性”，从而具有“外部可识别性”，有很强的城市特色。

　　在欧洲许多传统城市都能看到整齐划一的红色屋顶的房子。这并非政府规划部门强制规划的，是几百年的“内部认同”形成的效果。相比而言，国内许多城市大部分的建筑是最近几十年才建成的，如果城市内部的人对自己城市没有认同感，每个领导和业主都要求自己的房子与众不同，过分要求“多样化”，不考虑自身的文化历史、地理气候、山川形态、民风民俗等因素，丧失了“内部认同性”，也就失去了外部的“可识别性”，没有了城市的特色，总体看来“千城一面”。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症结之所在，是各个城市在杂乱的面貌下，丧失了各自的特色。建设特色小镇需要带着文化和审美，这样才能做出特色。

　　一座城市长久以来形成的自然的东西，是大自然亿万年鬼斧神工形成的，不属于当地居民或某一任官员，这个城市的居民不仅要认知、认同，还要有敬畏之心，不应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官员的变迁而改变，更不能破坏。

　　总结起来，特色小镇要避免：第一，一哄而上，最后“产能过剩”；第二，急功近利，期望短期回报，没有长久打算和耐心；第三，思路、模式等雷同，相互抄袭，没有特色；第四，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掀起新一轮房地产热潮，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投资大、建设难，住房无人购买。特色小镇要建出“特色”：第一，想到他人之想不到（创意）；第二，敢为他人之不敢为（风险）；第三，能做他人之不能做（实施）；第四，高品质、精致性、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