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段时间，留守儿童问题就会以不同的角度被抛出。这次的问题提出者是一家名为“上学路上”的公益组织，据媒体报道，7月21日，该组织发布了《全面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行为和情绪———2017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下称《白皮书》)，将农村留守儿童分为三类，除1000万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完全留守”外，还有“缺父留守”和“缺母留守”，估算人数共约2300万，《白皮书》揭示，留守状态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无论是有着数据支撑的报告，还是发生在局部的特定社会事件，比如2015年的贵州毕节留守儿童极端事件，都一次次地呈现留守儿童问题的迫切性。冻死、溺亡、自杀、被侵犯等极端现象，以及看似没那么极端但同样影响深远的，比如早早辍学流入城市谋生，呈现的角度和问题不同，但是问题的社会背景和发生的逻辑相差无几。每一次问题呈现，舆论难免会展开新的讨论，如何应对留守儿童问题？这似乎已经成为时代之问，几经轮回，人们的讨论热情和面对问题所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面对“上学路上”所揭示的问题，外界存在同样的困境，热情但是无力，可谓人们面对留守儿童群体最为直观的感受。

    回顾这些年社会各界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所做的努力，其中不少颇具建设性。通常的分析认为，关爱和保护留守儿童是家庭和政府、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于家庭这一角色，首先强调的是父母的监护责任。按照国家监护的思路，乡村成年公民进城务工，要把未成年子女留在乡下，首先必须向政府报告，不能不报告就把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乡村。强调父母的监护责任有其现实必要性，但客观地说，父母对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抽象的监护责任，毕竟儿童留守不是父母不尽责而是生活压力导致的，如何让父母既在子女身边尽到监护之责，同时又解决生计问题，这才是当务之急。

    围绕如何让父母回到子女身边这一问题，过去各界也提出了不少建议。考虑到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有限，让子女跟随父母去后者的工作地生活往往会有较大的困难，所以过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让务工人员返乡工作。国家在产业转移以及鼓励创业上的诸多政策，都有利于刺激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工作热情，但问题在于，社会趋势难以预测，产业转移是否可持续，个体返乡创业的前景是否如预期，这些不确定性恰恰是留守儿童父母所面临的新的风险，客观上会导致个体选择上的分歧。政府和社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务工者返乡工作，但切不可孤注一掷，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外出务工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儿童留守现象，如果父母在外工作收入足够高，当然子女也可以跟随到父母的工作地生活。同样，如果返乡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父母当然可以回到子女身边。过去的问题在于父母往往只有外出务工这一个选项，顺着这种思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或许主要应该将焦点放在选择的多样性上。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推动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外务工已经有一定经济保障的务工人员，则要通过扫除制度壁垒，比如在户籍、教育等制度上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务工人员，从而避免政策性留守，即由政策封闭导致的儿童留守现象。返乡若有出路，新的家乡若足够开放，相信留守儿童问题会逐渐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