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随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赴湖北武汉，就城市化发展建设情况进行考察调研，调研组与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召开了研讨会。会议期间，记者有幸采访了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一丁，并针对目前城市化和城市规划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交谈。

城市规划需要理性应对城市化

谈起城市规划，于一丁如数家珍，很有激情。他介绍，早在古代，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尤其是大都市发展，在世界上达到很高水平。如，东周的临淄，秦汉的咸阳，隋唐的长安、扬州，宋代的平江、东京、临安，元代的大都，明清两朝的南京、北京等等，都是同时代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拥有辉煌的城市建设成就。

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得到了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大大超出中国。最近20年来，我国中央政府利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契机，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动了城市建设工作，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以很高的速度向前推进，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在当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武汉，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城市建设领先地位，然而近年来，武汉的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与其应有的区域地位并不十分相称，于是“1+8”武汉城市圈被提出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是在武汉城市圈城市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工进城的趋势不可阻挡，如何处理农民工进城成为我们规划师应对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处理城市化问题，世界各国都进行了尝试。于一丁举例说，二战之后，为了节约能源提高规模生产，鼓励农场人口进城，英国搞了很多卫星城。但是这些卫星城目前还都是小城市，就是几万人口的小镇，原因是这样的卧城没有吸引力。后来英国又发展第二代卫星城，规模稍微做大了一点。从花园城、卫星城、卧城，再到生态城，他们一步步往前走，直至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所以说，面对城市化，应当从理性的态度出发，不能急功近利。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城市建设的依据，是一项科学性、应用性和综合性都很强的工作。说到这里，于一丁想起当年求学时，老师提到《周礼·考工记》里的一句话，“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也就是说，古代建筑师规划都城时，城市平面边长九里，设大小三个城门，城内街道划分成九纵九横，街道宽度为能同时行驶九辆马车。于一丁对此不解，一个方圆九里的城市，需要九经九纬吗？就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交通规划为什么要这么宽呢？其实后来理解，这并不是一种气魄，只是要体现一种皇权，是一种感性的规划思想，而我们现代城市规划不能太感性，不能缺少必要的理性。

中国规划师在面对当前来势汹汹的全国性城市化，应该理性地去思考，让城市规划真正走上理性发展的道路。精细地测算城市需要多大的规模，这是规划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实际上是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民工进城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存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其实这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能做什么？政策上能做什么？而不是一味地提口号。城市毕竟不是建筑物的简单填充，拿出一个好的长远规划未必多难，前提须是不要让“政绩”遮蔽了理性。

从农村着力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偏方

于一丁细数当前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城市接纳能力就面临着新的课题，交通设施、供水能力、排水能力就会显得不足，难以快速提升，而居民对生活环境、公共设施的需求在不断高涨。

在无奈的同时，于一丁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中国民间有一句俗语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城市化问题，我们能不能逆向思维，学习中医，来个“头痛医脚”，东边的问题或许要从西边解决，而城里的问题就要从农村做起，城市化的问题不是在城市本身，而应追根溯源研究农村，一旦农村发展了，农民减负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的负面问题。

中国农村人均耕地不足，让部分人转到城市，是可以的。城市化是想让一部分农民进城，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进城”，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进城农民的就业和收入结构，使他们有尊严地参与和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分享城镇中的现代生活。于一丁归结说，城市化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单纯是城市人口的增加。

我们知道，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呢？于一丁给出了建议，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挤占农村土地，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农民赖以生存的地力的可持续发展也被破坏殆尽，农民增收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于一丁认为，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就是，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使之和市场接轨，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也就是说，农业产业化能够让农民真正实现“离土不离乡”，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居住问题。这样，看似解决农村问题，或许城市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了。

最高境界是实现农村与城市同质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打工潮的涌动，农村成年男子几乎倾巢出动，留守在家的都是一些妇女、儿童、老人，有人戏称这些留守大军为“386199”部队。同时，随着打工潮流的汹涌，一些妇女也被裹挟而去，剩下的更是一些老弱病残。于是，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留守子女”的教育问题。

当记者提及“386199”部队这一城市化“成果”时，于一丁连连用“不合理”、“不健康”来形容这种现象。对于这种问题，农民工也是矛盾重重，一面想照顾家里的妻儿老小，一面又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到城里打工。

于一丁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种。第一，从99岁到0岁的从大到小的人口结构应该是一个正常状态，在做城市规划时应统筹考虑进城农村人口的带眷，进来一个35岁左右的农民工，应该允许附带着1个老人或者若干个年轻人，解决的办法就是整体搬迁到城市来，农民工全家一起进城，不限制农民城市化。可问题又来了，农民进城生活，首先应该是解决居住，城里人都买不起住房，农民工又怎么买得起？所以只有回到农村去。第二，回到农村之后该怎么办？还是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就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居住，享有比城市打工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经济效益，得到与城市一样的公共设施服务，加大他们对农村的认知感。

所以，又回答了前面的问题，那就是农业产业化才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最有效出路。于一丁如是说。